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一战后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学，1964年在中国正式确立学科建制，至今已经走过第50个年头。这期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大量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也发现其解释力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解释中国问题及转型中的世界秩序时，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创建基于中国视角、体现中国核心理念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而“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已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一套成熟的学科理论的形成，不仅需要独特的学科理念，更需要将这些理念归纳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讲，建立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不可急于求成。但与此同时，学者在梳理、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时，则不无惊喜：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外交观念、新时期的外交实践，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过程建构主义等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贡献了力量。

　　中国观念提供理论素材

　　为什么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学界主导？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高飞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过去300多年历史发展的整个概念解释体系都源自西方，因此，当前世界的解释体系是西方思维创造出来的。”高飞认为，随着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其核心价值不会丧失。中国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带来中国思维、中国风格、中国气象。

　　早在1987年，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宦乡就提到，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守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主张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应突出“中国特色”。目前，学术界在对中国传统外交观念、中国新时期外交实践经验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认为，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表述以外，还出现了天下体系、和谐世界、关系、实践、过程、共生、结伴不结盟、义利、国际关系民主化、互联互通、国际协商民主等新概念、新表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补充说：“中国在周边外交层面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与别的国家交往时，不仅考虑自身利益，也愿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归纳为三个层面，即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器物层面，中国是全球128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高时达50%。在制度层面，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的‘10+1’模式以及中国在APEC平台提出的全球伙伴网络等倡议，都是很好的贡献。在精神层面，中国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以共赢、包容的思想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些都为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希望。”

　　尊重从理念到理论的发展规律

　　谈到中国为变动中的世界体系提供越来越多国际关系理念时，李向阳提醒，中国的这种贡献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念提出到理论建构，必然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但中国学派的建构，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日，清华大学举办的“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会议专门设置议题“国际政治学的中国路径”，就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中国特色理论建设、中国学派建构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岳认为，进入21世纪，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许多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经验概括和诠释。比如，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唐世平借鉴生物学理论提出的国际政治社会进化论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在会上就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从理念到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凝练中国自己的价值理念；树立学术自信；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为中国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提供了空间，应站在更高的高度，进一步创建理论学派；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选择好中国特色的理论“抓手”；加强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建设。

　　有学者提出疑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未来是否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学派、中国路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学派”提法的不同观点。阎学通说，从中国国际关系发展来看，个人的、小单位的或一批人的研究路径，是完全有可能形成的，但不可能形成全国一致的理论学派。“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不可能形成中国学派的原因，其基本观点是，中国各种思想很多，而且有些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没有一种学派能代表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要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比如，当前中国主场外交话题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在这方面的首次实践是就朝核问题开启的“六方会谈”，可以以此为个案进行中国主场外交的实证研究，进而尝试做出经验、理论层面的提炼。

　　突出中国问题导向

　　毫无疑问，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苏长和表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以西方之心度世界之腹”的局限性。比如，权力转移理论用来解释西方内部国际关系和西方与世界的关系可能有用，但是用来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不一定有用。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与西方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不同，中国从“关系”角度理解权力，西方政治学更多从“干涉”角度理解权力。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理念的道义高度和解释力度，因为这更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格局和趋势。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概念叫“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观察3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崛起并主导世界秩序的历史，“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似乎成为当下西方学界无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为“中国威胁论”等猜测提供依据的重要“理论”工具。

　　王缉思首先质疑了这一对理论进行简单套用的做法，并进一步提醒说，不能掉进理论的陷阱。王缉思解释说，“不能出现一个口号就跟一个口号”，面对“中国逃不过‘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逃不过权力转移理论”等猜测，如果我们转而陷入对这些理论本身的讨论而不得抽身，恰恰是掉入了陷阱中。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振江认为，突出中国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以对整体的国际关系学界作出贡献和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客观全面地学习和通晓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与方法；第二，用中国的案例证实或证伪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摆脱西方理论中概念与框架的束缚，全面翔实地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并总结出能够解释中国案例的概念和理论；第四，用中国个案产生的理论去解释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实践。“到了后两个阶段，自然会有人提出所谓的中国学派。”张振江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