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给我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这是一个需要学界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战略提出恰逢其时

　　近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表示，从国际而言，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分工重组，需要开拓新市场；从国内而言，我国过去30多年主要实行“引进来”战略，随着形势变化，在“引进来”的同时，也要“走出去”。由此，“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战略在扩大投资领域、拓展市场空间、进行产业转移升级等方面有很大作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赵伯乐表示，当今全球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拐点，“一带一路”的提出恰逢其时，向相关地区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也表明了中国希望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一带”找到了西部往外走的大通道。如今沿海企业面临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中国制造业需要打通一条大通道，这个大通道就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则是建立海洋新秩序，推动航海自由开放和海上共同安全，推动沿海地区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利用。

　　“‘一带一路’战略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说，“一带一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将沿线国家的发展机遇相互转化，实现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的衔接和对接，可以壮大世界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力量，引领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并以非常务实的方式改善21世纪的国际发展面貌。

　　合作机制日趋多元化

　　有人把“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对此，受访学者表示，这属于误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李向阳认为，互联互通将成为联结“一带一路”的纽带。沿途国家地缘上的相近、经济上合作空间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大需求决定了互联互通有条件充当“一带一路”的联系纽带。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而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则以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为核心。

　　“开放性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特征。”李向阳表示，应该通过淡化“一带一路”起点城市的实际意义，把国内更多的地区、国际上更多的国家纳入进来。

　　李向阳表示，“一带一路”的最突出特征在于合作机制的多元化，“这不仅适应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宗教、历史传统的多样性，而且与其开放性特征相匹配。”他表示，未来的“一带一路”并不局限于亚洲或中国的周边国家，还将延伸到非洲和欧洲。

　　张蕴岭认为，“一带一路”的首要目标是解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是要刻意改革现有国际体系，而是“修庙，建庙，不拆庙”，不抢存量做增量。要少做资本支持，多做产业转移和共建，追求合作共赢。

　　加强承担风险能力

　　目前，“一带一路”已从提出倡议步入务实推进阶段。在具体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汤敏认为要注意规避风险。从外部风险而言，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妥善解决国际争端；从内部风险而言，我国企业面临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投资风险、汇率风险、金融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快速度“走出去”的准备，亟待加强承担风险的能力。

　　赵伯乐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提出或制定与“共谋发展”、“共享成果”相匹配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方案。这些制度和方案一方面要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各参与国的利益，让彼此愿意深度参与。李向阳建议，我国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要处理好利用既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的优势互补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程度较低，这就需要创造新的优势互补，这是合作得以持续的基础，也是解决合作中障碍的出路。

　　如何将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方面面，从而带动更多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苏长和表示，“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抓手。”沿线国家的人、财、物一旦动起来，“智”层面的政府跨国行政管理和民间文化交流也会随势而动。李向阳还提到，“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优先处理的一些问题，很难从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现成答案，要根据沿途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符合实际的合作机制。

记者 陈叶军 张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