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全球性的，它能创造的利益和效益是前所未有的，而它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是“以多国合作形式维护地区安全”的成功尝试，该模式将是未来“一带一路”出现安全危机时较为可行的应对方式。

　　在和平年代，防务投入中保障型成本会更多，发展舰船和建设补给点不仅是保障“一带一路”的安全，也是一个大国承担其责任的体现。

　　如果未来还有“唐僧”赴西天取经，那他将会邂逅不少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与他同路。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以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

　　就在国内各省忙着为“一带一路”规划之时，未来“唐僧们”可能遇上的“妖魔鬼怪”，已经显出了端倪。

　　近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中国通往西域的节点——亦是郑和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也门，在沙特对其境内某些地区空袭的情况下，中国海军护航编队首次“暂停”亚丁湾的任务，驶向也门撤侨。

　　在未来，新一代的“唐僧们”向北走是俄罗斯的“后院”，向西则埋伏着被称作“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三股势力”小鬼，向南则环绕着美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军事布局，还有神出鬼没的“水怪”——索马里海盗。

　　走出去的道路并不平坦，没了会七十二变的“大师兄”，谁来保护师父呢？

　　“战略不稳定弧”和大国角力

　　如果说千年之前的唐玄奘带着虔诚而去，携着经卷而回。那么未来走在这两条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则将带去金钱、项目、机遇。

　　可这一次，危险不只因为身上香喷喷的“唐僧肉”。

　　201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出炉。这份报告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一带一路’和周边战略”。在该书主编、外交与安全研究室主任张洁看来，由于“一带一路”涉及面广、路线绵长，在安全上挑战重重。

　　最直接的威胁，就来自“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内部。陆上的“一带”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途经俄罗斯、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而海上的“一路”则从东部沿海港口出发，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涉及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相关国家。

　　“一带一路”的共赢设想，纳入了许多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既是中国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沃土，同时也是一条风险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直言，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他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不少国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

　　除了这些沿途上“盘丝洞”将产生的风险，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国牵制则已经显露。

　　“美国从‘亚太再平衡’考虑，其军方人员频频发言要求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积极利用印度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海上基地；日本紧跟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地区。”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来自大国的顾虑将直接影响与其利益相关的国家同中国的合作。2015年3月，斯里兰卡叫停了14亿美元的一处项目，张洁认为，其背后正是因为区域大国印度的施压。

　　“中国及沿途国家存在的安全风险，领土领海争端所可能引起的人员伤害，以及大国的制衡都是我们将会面临的严峻风险。”张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带一路’是全球性的，它能创造的利益和效益是前所未有的，而它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韩旭东说。

　　在宣传“一带一路”的热潮中，有一些人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冷思考”，也有相关方更进一步去回答——谁来保护“一带一路”？如何保护“一带一路”？

　　有一种回答是，“未来唐僧”西行的路上不会孤单，他们也会有保护自己的“悟空”，甚至可能来自别的国家。

　　2015年3月30日，在也门西部荷台达港，多国公民排队等候登上中国海军潍坊舰。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投入成本发展舰船不仅是为了建设国防，也能在危险来临时成为全球人民的安全之舟。 （新华社/图）

　　在各个地区都应有支点型国家

　　由于“一带一路”以及巴中经济走廊将吸引巨大投资，一些中国工人将到巴基斯坦帮助建设工程。“巴基斯坦计划为这些中国人提供安全保障——设立特别安全部队，由巴军方训练超过1.2万名人员加入其中。”巴基斯坦《特快论坛报》网站2015年3月30日报道。

　　作为南亚的重要节点，巴基斯坦虽然对“一带一路”态度积极，并且，巴政府和军队针对境内恐怖组织发动了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仍连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其安全威胁不容小觑。

　　这样的背景下，巴基斯坦主动设立为中国工人提供安保人员的举措就有了借鉴意义。

　　“对中国投资者影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恐怖主义分子，巴基斯坦选择安保部队这种形式，有一定的威慑作用。”韩旭东分析，“巴基斯坦提出的做法，可以视作以国际合作的模式来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的一种探索。”

　　更重要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因“一带一路”的发展而“走出去”，在军事上采取与沿途国家联合行动的方式，将会是未来提供安全保障的主流。

　　2014年，解放军参与到众多国际间的联合军演之中，亦可视作是一种“协同练兵”。8月24日，中国境内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4”军演，其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中亚的“三股力量”交织的不稳定局势，而这些国家就在“一带”上。

　　军事专家李杰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大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战略合作，加强日常的训练与沟通，能够在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由沿途的国家来承担主要的安全工作。

　　“未来，在‘一带一路’的各个地区都应该有支点型国家，南亚、中亚、中东、北非都要有。”韩旭东认为，未来在周边安全上的合作重点，应该寻找到合适的支点型国家。

　　“‘一带一路’提倡利益共赢，而在维护安全的问题上，也应该由中国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国家的相应力量共同维护安全。”韩旭东说。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模式则被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是将来在“一带一路”出现危机时较为可行的应对方式。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自2011年12月开展至今，四方已成功开展十六次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勤务，在金三角重点水域开展联合查缉行动11次。近四年的探索，使得这种模式被称为“以多国合作形式维护地区安全的成功尝试”。

　　此外，也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提出“联合巡逻执法”模式较适用于中国的周边合作。针对远离中国的中亚地区和以阿富汗为核心的“金新月”地带出现“毒”“恐”联动的趋势，可以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相关国家（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共同建立联合反恐缉毒执法机制。

　　张洁认为，“当利益共享的时候，风险也容易共担。所以’一带一路’规划本身就包含各个国家对安全都负有的责任。”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预警必须强于应急

　　当然，现代的“唐僧”也不会只靠一路上的好朋友，他还必须学着保护自己。

　　2015年2月，国防大学教授梁芳在《国防参考》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实施海上方向“大纵深安全”战略，建立海外军事存在体系，使海军必须具备一定的力量投送能力。

　　在李杰看来，这样的海外军事存在体系并非是美国式的军事基地，而应该发展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并在一些沿途国家建立补给点，为海上“一路”的安全提供保障。

　　“远海安全的主要问题是补给和保障。通过发展能够搭载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在国际法允许的海域内停泊，能在必要时较快地到达并完成救援任务。”李杰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地方建立补给点，当出现海上行动时，我们的海军能有个加油站。”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投入相当必要。”李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海地地震、日本福岛地震、菲律宾的风灾美国派出了舰船、航母。这一次中国海军也门撤侨，不仅撤出了中国公民，也撤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这种快速反应也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舰船在亚丁湾护航。在和平年代，防务投入中保障型成本会更多，发展舰船和建设补给点不仅是保障’一带一路’的安全，也是一个大国承担其责任的体现。”

　　一方面，新一代“唐僧”要把自己的“保镖徒弟”们变得更有实力。另一方面，他需要足够的信息知道前方路途的危险系数。

　　上海市委党校青年学者邹磊博士今年出版了专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他建议可以通过发布“‘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指数”等形式加强政治风险评估和预警。

　　在邹磊的设想中，这一指数适合由智库、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研究并发布。具体包括：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派系、军政、央地关系等一系列影响沿线国家内部政局稳定的因素；特定国家/政府对中国或中国投资者的政策与态度；可能涉及的跨国性安全因素（如“三股势力”、跨国犯罪）；外部大国因素等。

　　预警必须强于应急。一些专家则指出，目前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别研究很少，而这样的研究具有长期性、针对性的特点，对“一带一路”的周边安全尤为重要。

　　“目前，我们发展‘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固然严峻，但是推动其发展，不仅中国有需求，其他国家也有需求。应该更多地研究风险如何处理，不要想着创造政绩而操之过急。”张洁说。

　　邹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中国的规划，“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打造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规划所说的“共赢”之中，也包括安全吗？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安全问题并没有被提及。

　　在韩旭东看来，“一带一路”虽然途经地缘政治敏感地区，但目前主动参与的国家基本能够进行自身的经济发展，政府执政相对稳定。所以，“一带一路”的建设对那些真正战乱的地区，并不会直接改善其安全形势。“中国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一带一路’不是从地缘角度设想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倡议。”

　　张洁则认为，理想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可以改善当地政治社会现状，从而促进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然而，她担心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她以中国在越南的商贸数据为例，近10年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一年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达400亿之多。然而，在对越投资的10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仅位居第9。中国2014年对越南的投资是79.4亿美元，日本则有990个投资于越南政府积极鼓励的加工制造领域，其总额就有233亿美元。

　　张洁说：“我们只有对贸易投资进行转型，提高经济影响力，才有可能让‘一带一路’真正实现安全影响力，承担大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