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亚洲在现代化、城市化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但与此同时，面对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对经济的拉动减弱，如何实现亚洲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如何为亚洲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成为亚洲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5月24日，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上海论坛2014”在沪开幕，主题为“亚洲转型：寻求新动力”。在为期3天的论坛上，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围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政策引导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

　　走一条包容性增长之路

　　“寻找新动力，意味着我们首先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新尝试。”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表示，良好的人类社会，不仅意味着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还包括能够激励每个人发挥潜力的社会环境。因此，亚洲要走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

　　亚洲经济具有外生性和竞争性的特点，由此形成了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增长结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认为，禀赋相似、产品可替代、相互竞争的区域经济格局，导致亚洲经济的互补性不强、展开合作的难度较大。也正是因为如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亚洲各国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加剧。

　　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曾经是亚洲经济的竞争优势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加文·琼斯研究发现，目前亚洲国家在人口结构方面极为相似，呈现出生育率下降、人口数量收缩、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的基本特点，这也导致了亚洲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剧。尽管过去几十年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的女性越来越多，但研究显示，女性劳动者的增多并没有改变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的整体趋势。

　　中国城镇化蕴含强大动力

　　谈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时，罗伯特·希勒说：“不要小看农村地区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对于中国而言，广阔的农村地区亟待发展，亿万农民需要转变为城市人口，因此中国应当通过城镇化将农村人口的创造力激发出来。

　　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认为，其中存在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以工业集聚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二是人的城镇化不够完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三是城镇化的筹资过于依赖土地财政。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人与物的协调发展，人的城镇化不能理解为劳动力的城镇化，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劳动力人口根据经济需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的城市对人来说，是没有感情、不具有包容性的。人的城镇化实际上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除注重实现人的经济权利外，更应重视实现人的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过去城镇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未来城镇化的推动力应更多来自市场和社会组织。

　　“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也有值得发扬的实践经验”，张车伟说。比如通过产业化的经济活动聚集带动人口聚集，中国避免了在城市周围形成大量贫民窟；在城市建设中，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都为亚洲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以技术创新提高能源效率

　　经济发展使亚洲能源消费增长迅猛，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因此能源与环境问题也成为此次论坛的关注点之一。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能源结构不合理。她以中国为例进行分析，过去30年，中国消费的化石能源占全球比重增长最快，而其他能源品种并没有快速增长。与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相伴的是煤炭利用规模的持续扩大，这一问题背后是中国电源结构中有80%仍然依靠煤炭的能源结构现状。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力生产技术效率相对偏低，每千瓦时的煤炭消费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吴力波认为，对电力部门进行能效或利用效率的根本性改革，将成为解决中国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改变以煤炭、化石能源为主的电力生产格局的情况之下，提高电力生产部门的效率就显得至关重要。

　　剑桥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格鲁伯表示，能源政策的三大支柱是能源效率、能源价格和技术创新。他尤其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能源行业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更具竞争力，能源政策也才会变得更加完善。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效率，使一部分能源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降低，进而才能刺激人们对新技术的需求。因此，能源效率、能源价格和技术创新三者紧密联系，不能割裂对待。“发展中国家应跳过一些能源消费误区，不应重复过去欧美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迈克尔·格鲁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