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会场
2014年5月12日，由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与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区域意识与合作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外交学院展览路校区国际交流中心举行。参加会议的30余名代表分别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个相关机构。各方学者研讨热烈，相互砥砺，彼此问难，对东方历史上的东亚区域意识、东亚世界的历史与未来发展研究有很大助益。本次会议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系列活动，得到了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支持。
外交学院唐晓教授发言
本次会议分为上午主题报告和下午自由讨论两个阶段。开幕式上，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唐晓教授代表主办方对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并介绍了外交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外交学的发展与建设情况。他说，外交学院为学科发展建立了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系统的研究平台以及公共外交平台与人才培养平台。正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本次会议才得以召开，也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以后继续支持外交学院的学术活动。来自国家商务部的唐淳风研究员在致辞中介绍自己只是作为一名老外交官来介绍处理中日关系上的一些经验，来参加会议更多地是向参会学者学习的，希望各位在会议期间畅所欲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各个大学的学科所长与其所处的区域位置有很大关系，正如南京大学的中华民国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的唐史研究、云南大学的西南军阀史研究、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史十分出色一样，外交史乃至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外交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学校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外交学院立足于自身的特殊优势，近几年来将东方外交史做成了史学界的一个新亮点，是很令人钦佩和高兴的，当然，这也离不开像陈奉林教授这样学者的苦心经营与默默付出，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已经有了反响，今后也将继续发展壮大，引领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潮流。同时，孟教授还指出，研究历史总是要为现实服务的，而东方外交史这个学科的崛起恰好有一种很强的经世意识，能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很多历史经验乃至理论支撑。与时代紧密相连，在历史研究中映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关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最后，孟教授提醒大家，学术研究与政策性研究不同，只是提供较为客观的研究结果供国家执政者参考，不能失掉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学术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李文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会议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合适的时间是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的伟大复兴到了关键时刻，而东亚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支撑点，中国要开始经略周边，学术界自然要重视和参与。地点合适，正如孟广林教授所言，外交学院在这个领域做东方外交史研究是责无旁贷的。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性则体现在其选了一个很好的主题——东亚的区域意识和合作的历史经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前行与发展延伸的，不可能割断历史，所以研究历史经验很重要。而东亚的区域意识就相当于东亚精神，弄清楚这个之后就能够为我们亮出一面鲜明的旗帜，指引一条正确的道路，帮助东亚在全球的竞争与博弈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没有这个就容易迷失方向。
每一个民族、地区都应该寻找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习主席最近的讲话也强调了这一点，东亚意识正好与之契合。通常人们只知道西方意识或者说欧洲精神，其实我们东亚的马哈蒂尔、李光耀几十年前也提出过东亚意识。这个东亚意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没有了它，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前进方向，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虽然全球化在不断深入，但也不能认为提倡国家、地区的复兴是过时的，既要重视共性，也要注重个性。不能默认美国就是全球化过程中的领导，中国乃至东亚将逐渐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地区。强调这个东亚区域意识也有利于东亚国家间的团结，弱化美国等外部力量在此地区的渗透。21世纪以来，经济中心已经向东亚转移，在此基础上，本地区应该有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及软实力。在历史上东亚曾经落后过，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都以西方现代化的标准作为裁剪我们社会发展的标准。但现在不同了，我们要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话语权，摒弃西方中心论，构建东亚区域意识正是关键的一步。他认为随着东亚越来越强大，东亚区域意识及东亚合作的研究必然会越来越火热。
商务部唐淳风研究员发言
在主题报告阶段，商务部研究院唐淳风研究员从切身经历出发，详细介绍了战后日本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经验。他指出，二战后，美国为了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展，保留了日本的军事工业，作为它在东亚军事活动的支点。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日本的军事工业得到了大量订单，发展很快。然而七十年代初中美缓和以后，日本的军事工业突然失去用武之地，不得不开始寻求转型。大量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是战后日本经济的第一次大变动，在这次转型中，电子技术及家庭电器的大量出现让日本工业找到了新的方向。日本在吸取欧美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制造出以短小精薄为突出特点的日式家电，很好地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不仅在国内大获成功，还逐渐占据了全球主要市场。日本电器产业的崛起引发了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动，日本向全世界出口，大量出超，引起了欧美各国的不满，成为众矢之的。1985年西方七国集团为打压势头强劲的日本出口贸易，强迫日元升值，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广场协议。在短短七个月内，日元升值了2.4倍，日本的出口贸易遭受重创。
民众现在听到的更多的是日本经济不景气，称日本经济经历了“逝去的十年”或者“逝去的二十年”的也不在少数，但我认为这其实都是日本刻意宣传、装穷哭穷所形成的烟幕。因为过去日本因为不掩饰其富有而被西方国家逼迫着支出了很多它所不愿意付的资金，包括分担美国的战争开销、资助西方主导的非洲开发计划等等，所以日本现在学会了装穷。比如2001年3月，宫泽喜一说日本经济与财政正面临崩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实际财政盈余是2660亿日元。同年，日本政府公布的失业人口达到357万，然而厚生省登记的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才113万，所谓日本失业率高也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日本宣传其债券五六十年也难以偿还，而其债券管理局却表示每年偿还到期债券的本息毫无压力。日本另一项装穷的措施，就是伪造大量银行坏账。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贷款政策，一家企业要向银行贷款需要三家企业联保，银行想向企业放新贷很困难，但不放贷就没有利息收入，于是银行鼓励企业不要还旧贷，并非是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造成了银行坏账堆积。
想了解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最好不要相信其报纸。对于日本的经济数值，我总结了有九类：月初预报值，月底确报值，季度调整值，年末统计值，财年统计值，国会决定值，最终审计值，政府渲染值，舆论炒作值。其中最准确的是每年七月对上一年度财政的最终审计值，而一般人都是采用不可信的政府渲染值和舆论炒作值，这是在研究日本经济时要注意的问题。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很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富起来以后，如何走出去，应该了解日本的经验。同时，日本在经济上搞的“韬光养晦”，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毕竟现在中国在经济领域总受刁难，也应学学日本规避锋芒的做法。
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俄国汉学家《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观》。他指出，东亚区域意识的话题其实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因为我们首先要解构亚洲这个概念，进而了解什么是东亚，并在结构东亚的基础上建构一种东亚的区域意识。虽然如何建构东亚意识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我认为这种东亚区域意识应该不是小国寡民意识，不是狭隘的区域中心意识，更不是东亚中心论。东亚区域意识应该是区域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体验共同的命运与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一种渴望发展的思想、意愿与心理。为了实现彼此的互信，加深彼此的相互认识是必须的，所以在研究东亚区域历史的过程当中，有必要重点关注东亚国家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和相互体谅的。我今天所要谈的也与彼此间的相互认识有关，是关于俄国的一个汉学家——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是怎样认识中国的。
虽然俄国有大半领土在亚洲，俄罗斯现在也积极加入APEC等国际组织，但绝不能把俄国划定为东亚国家，因为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欧洲。中国与俄罗斯虽然接壤，但中国与俄国之间没有一点相同，血不同缘，族不同宗，文不同种，教非同类，18世纪以前彼此处于隔绝状态，相互并不了解。中俄之间此前唯一扯得上联系的就只有1238-1480年间，蒙古人的一个分支——金帐汗国统治了俄罗斯243年。然而这期间俄罗斯接触到的只是蒙古文化，对汉文化并没有什么了解，也就谈不上对中国的认识。
近代以来俄国人认识中国，离不开几大因素的影响。首先是金帐汗国243年的黑暗统治，这是一段充满悲情的历史；第二是彼得一世的改革，学习欧洲文化，将俄国定为欧洲国家，疏远了东方；第三是起初作为文化现象、后来被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俄罗斯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复制的德国哲学，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学者、政客以及文化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都受到了黑格尔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认为东方是腐朽黑暗的地方。这一阶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彼得一世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欧洲文化时，当时在欧洲很时髦的“中国风”也作为一种欧洲文化进入了俄国，也就是说，那时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是通过欧洲其它国家作为媒介间接获得的，因而很自然地存在很多曲解。
在俄国不断开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陷入三个窠臼：第一个就是从保守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认为东方是罪恶的、东方是可耻的，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两百多年的黑暗，这其中包括保皇派、斯拉夫派等；第二个就是以自由主义的模式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恰达耶夫等对沙皇政府不满，希望继续西化改革，他们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虽然曾经领先于世界，但西方的船坚炮利下已经是失败者了，俄国要引以为戒，像西方学习；第三个是激进主义的视角，包括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等，他们依然认为东方是黑暗的、停滞的、落后的，但东方可以作为俄国革命的后院，可以作为散播革命火种的地方。综上所述，在俄国传统的东方观中，占据主流的是东方罪恶意识和反东方意识。
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有两个人是与上述主流观念不同的，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另一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俄国汉学家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国际汉学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专业汉学家是指专门以学习研究中文和中国典籍思想为职业的人，西方最早的专业汉学家是法国的儒廉，他在1814年被法兰西学院授予汉学教授，而俄国是在1857年有了第一个汉学教授。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是俄国近代汉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反西方中心论，不会像某些汉学家那样为中国文化所痴迷而忘记其也有糟粕。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观包括以下几个主要论点。首先，他认为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根本，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历史进步的真正推动者，孔孟的思想完成了从分析现实到指导现实，正是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尊孔，才有辉煌灿烂的文明。第二，他批判和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多年，翻阅了大量典籍，并浏览了很多非主流文献，他一反东方学先验性的思维框架，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研究范式，极力称赞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优越性，他甚至认为中国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进入市民社会。抛开具体观点不说，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思想高度已经超越很多同辈人，可以说是具有了一种全球史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十分难能可贵。
暨南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贾海涛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印度的文化自信与外交自信》，并将其与中国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他说，我之前写过一篇论文关于印度人的中国观的论文，主要是介绍评析印度一些文化名人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看法，后来又研究过一段印度的公共外交，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今天想换一个视角，谈一谈我所留意到的印度十分显著的文化自信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影响。中国现在也在讲文化自信，所以正好把印度与中国比一比。
暨南大学印度研究所贾海涛教授发言
在谈印度文化自信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外交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一种国力资源，是一种与政治、经济、军事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外交需要文化支撑，外交本身也存在着文化逻辑。文化优势与国际威望和外交资源存在密切联系，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国策和外交战略，如果缺乏一种持续的、理性的文化的支撑，外交决策很可能出现失误。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在中国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与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还是略有不同，因而中国所倡导的重视文化可能就与印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印度的文化优越感、道德优越感以及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说明。第一，印度认为自己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完全是积极正面的，由此建立起一种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的文化在国际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感召力，这种优越感反映到外交上，就表现为印度在综合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向世界发出声音的气势依然不减。第二，印度很重视文化的建设和展现，通过公共外交、文化交流等途径积极向外输出印度文化，由此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尊重，反过来又加强了印度的文化自信与自尊。第三，印度认为自己的文明不弱于西方文明，而且印度文明在历史上从未做错过什么，一直是对的，以后也不会错，因而印度文明具有一种天然的正确性，所以印度有资格领导世界。如果注意观察印度的外交发言，就会发现印度从未表示过自己在历史上对哪个国家或地区做过错事，有所亏欠。最后，印度认为自身未做错过什么，却在历史上受到了来自其它文明的迫害，所以应该得到补偿和同情，印度在国际上的声音应该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印度认为优秀的文化就应该对外输出，世界也应该欣然地配合与接受。在建立文化自信方面，我们应该向印度学习，这也有利于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展。
外交部领事司许育红领事官发言
外交部领事司许育红领事官主要是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介绍了中国领事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工作现状。许育红领事官从历史、研究和现实三个角度介绍了领事工作的相关内容。从历史角度出发，她介绍了领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重点强调了1963年《维也纳领事公约》的意义，介绍了国内领事研究的现状以及外交部领事司主编的《中外领事关系史》中相关主要内容；她还介绍了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日常基本工作内容，以及她自己在日本大使馆和洛杉矶总领馆工作时所遇到和处理过的各种问题。 最后许育红领事官用王毅部长的一句话“外交只有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结束了报告。
下午的会议采用了自由讨论方式，既有对上午报告的延展性思考，也有很多新的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再荣研究员强调，要弄清什么是东亚区域意识，上午发言的学者有讲俄罗斯的，有讲印度的，东亚的区域范围就很难有统一的认识，更不要说东亚区域意识了。而谈起东亚合作，很容易就联想到欧洲的合作，欧洲的合作是以法德和解为龙头的，而在亚洲，由于中日没有和解，东亚的合作以及东亚区域意识的建立必然很困难。此外，还要考虑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应该尽量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徐教授则认为应该更加深刻地思考，美国的力量在东亚有没有积极影响。美国虽然看起来是支持日本，但实际也是在牵制日本，美国撤出之后，日本乃至东北亚的局势会如何发展还很难说。
外交学院陈涛副教授很赞同东亚合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中日难以和解的观点，并指出虽然我们在讲政经分开，政冷经热，但实际二者是很难分的。陈涛副教授表示虽然一时难以找到缓和中日关系的好办法，但处理两国关系时有些细节问题还是应该注意的。比如中国方面在处理中日边界争端时，习惯于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这种表达，而这种表达不仅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自古”要古到什么时候？都没有说清楚，也不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现在的国际体系是二战后建立的，追溯历史虽然有必要，但过于强调历史就容易忽视问题的解决还是要立足战后国际体系才行。再比如，日本现在正试图完成向正常国家的转型，中国方面没必要刻意去阻挠，虽然日本没有对二战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但一味地批评指责只会让日本抵触，却无法让其反思。日本国内寻求和平的声音很大，却多是从原子弹受害者的角度来诉苦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提醒日本思考原子弹为什么会落在日本、进而思考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这样比一味地指责更容易使日本认清历史问题。
外交学院李潜虞博士关注了现实的需要，在发言中说，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六十周年了，如果仔细揣摩，就会发现这五项原则其实是中国在承诺自己不会去侵犯、干涉东亚邻国，这种隐含的侧重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和周边国家间在文化、社会制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这种差别实际给东亚的合作造成了一种障碍。此外，他还指出，如果我们要建立一种东亚区域意识，首先要弄清其目的，与其追求东亚国家团结起来对付域外势力，不如立足于解决区域内国家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晓琦副教授认同中日和解是东亚合作的关键，进一步指出，应该重视媒体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媒体对对方的报道是否客观、媒体如何引导民众舆论的走向，影响都很大。举个例子来说，战后中国方面曾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对日本在华非战犯士兵给予了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中国方面《人民日报》、日本《读卖新闻》等都进行了大量报道，对中日关系的缓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现在情况却正相反，日本媒体偏向于报道中国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给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媒体也大量报道宣传日本否认历史罪责的问题，中日媒体的互相攻击无疑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如何更好地指导媒体的工作，可以是今后我们研究思考的一个方向。
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的储慧洁对前面论及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首先，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区域意识，肯定需要各方相互妥协，那为什么会有妥协呢？真的是出于处在同一区域的这种地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吗？其次，由这个疑问进一步思考，储慧洁提出这么一种观点，即区域意识的形成与其说是因为存在一致的认同感，不如说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导致各方走到了一起，搁置争议、合作发展，说到底是利益上的趋同，而非认同的加深。最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很好的时候，文化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但两国关系的恶化却可能导致文化合作的终止，由此可见，所谓文化、所谓认同感，其作用还是十分有限。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邵轩磊副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台湾的东亚区域研究的既有成果，并将其分为了五类。第一类是研究海洋文化、交通的，第二类是研究东亚贸易史的，第三类是研究华侨及移民史的，第四类是研究宗教与思想传播史的，第五类是研究知识的交流史，包括留学现象、国际研究在各国的发展等。以上五种类型系统地展现了东亚区域联系的存在，其中第五种较新，也更值得关注，因为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更容易跨国界，那么通过研究知识分子及知识的交流史可能更容易探寻东亚意识的存在及内涵。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谢丰斋教授认为，东亚区域意识是存在的，由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区域意识不同于欧洲，也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意识，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关于东亚区域合作，谢教授认为目前有两大主题——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同美国及日本的关系。就中华民族的崛起而言，不能仅看GDP的增长，需要注重综合实力，这其中就包括文化的力量。中国的崛起需要一种文明的建构，东亚区域意识肯定是要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东亚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在内都没有这种文明积淀足以承托东亚意识。就中日关系的处理而言，有两大麻烦，一是美国的牵制，二是日本经济中隐形的奇迹，这第二点也是受唐淳风先生上午发言的启发。在这两大主题中间，谢教授认为中日关系是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交学院朱丹丹博士发言
外交学院朱丹丹博士就前面提到的日本向正常国家过渡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即正常国家的概念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称得上是正常国家。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都是西方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日本是非正常国家，那中国是否是一个正常国家呢？此外她也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表示了忧虑，谁也无法预言中日关系将走向何方。
对于多位学者对中日关系表示出了担忧。商务部研究院唐淳风研究员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作了简单的回应。他认为，中日关系并不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节，中日关系不是没好过，田中角荣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是不错的，只是等到小泉上台以后中日关系才明显紧张起来。这也并非单纯的是因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想要否认历史造成的。其中原因很复杂，但有些基本常识我们要明白，日本国内的政客为了争取各派势力的支持，要时不时地表现出对华强硬，这很多时候是类似于作秀的行为，雷声大雨点小；而中国出于民众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作出强硬回应，这样一来一往，在普通人看来就显得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了。唐淳风研究员提醒大家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自己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历史上日本侵略中国都是在中国爆发内乱的时候，中国旧王朝的政治贵族逃往海外，很多去了日本，然后以其为根据地来反对中国的新王朝，所以中日关系好不了；但现如今国内反政府势力都逃亡了欧美，日本作为反华策源地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所以中日关系有转好的可能。
外交学院马铭副教授发言
外交学院马铭副教授多年致力于概念史研究，他认为应该先厘清东亚这个概念，再谈东亚区域意识和东亚合作为好。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是学术研究之大忌。他指出“东亚”这个的称呼，实际上是二战结束以后开始使用的，在不同时期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相同。1992年联合国有一个文件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合成了东亚，从那以后，东亚的范畴就基本确定了。东北亚包括中、日、韩、蒙古，从文化角度来说，越南也应该算入东北亚。东南亚这个概念则是从二战时期开始被使用的，因为盟军在战时成立了一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战后就沿用了东南亚这个称呼。马铭副教授认为东亚区域意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是存在的，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天下“方三千里”、“方五千里”和“方万里”之说，其实也是东方区域意识的最初表现，只是进入近代以来我们不再重提它罢了。我们对它的挖掘和认识远没有到位，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空缺。
就东亚区域意识问题，《世界知识》杂志原主编徐波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具备邻居关系的国家，未必具有共同意识，亚洲的观念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形成的，所谓东亚国家同文同种，可能是个伪命题。中国愿意谈东亚意识，可能与在过去的历史中处于朝贡体系的中心有关，中国人的优越感促使其总想去谈东亚意识。东亚虽然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但更多的时候谈到东亚，指的就是中日韩三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三个国家的关系渐行渐远。隋朝时期中日建立正式联系之初，日本就寻求与中国的平等地位，一个著名的例证就是日本天皇在给隋朝皇帝的国书中说“日出处皇帝致日落处皇帝书”，后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内乱导致日本眼中的中国形象越来越差。到近代以后，中国方面总说东亚三国有同样的被西方殖民压迫的经历，但实际在这个过程中三方日渐疏远。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决心脱亚入欧，而朝鲜实际也把中国看作与列强同类的侵略者。到二战之后，由于冷战、朝鲜半岛分裂，东亚更加支离破碎。总的来说，东亚国家间现在不存在天然的共同意识，但有必要构建一个统一的东亚意识，形成一个东亚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我们应该大力做的一个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吕耀东研究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吕耀东研究员认为，历史上的东亚区域意识经过内部力量的此消彼长，剧烈竞争与战争已经荡然无存，今天的东亚区域意识处于一种迷失状态。从文化上说，东亚不存在像欧洲那样自觉形成的认同感，文化差异性很大，虽然东方意识在历史上并不缺乏。从政治上说，东亚各国裂痕很深，冷战时期划分的敌对阵营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完全消解。在经济上，东亚各国也各自为战，虽然有合作，但竞争更为激烈。此外，域外势力美国还很不愿意看见东亚抱团，日美安保条约以及最近很火热的TPP等，都是用来渗透瓦解东亚区域合作的。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孟晓旭认同古代存在的东亚区域意识的观点，认为东亚地区是存在共同文化的，尤其在古代，东亚是有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但是共同的文化不一定导致友好关系，共同的文化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是相互合作的良好基石。正如徐波主编前面所说，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是渐行渐远的，这其中长期主导东亚的华夷意识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历史上东亚国家间存在着看似繁荣的贸易往来，但其实是一种虚假繁荣，朝贡体系下的中外贸易对中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联系并不紧密，明清闭关锁国后兴起的走私贸易更是体制外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上是东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也是基于此种情况，共同的东亚区域意识是很难形成的，各国只是被动地处在中华文化的光环之下而已。此外，东亚缺乏统一的货币、缺乏共同的思想纽带等因素都阻碍着东亚的合作与东亚意识的形成。
中国郑和研究会会长 郑明先生发言
海军退休将领、中国郑和研究会会长郑明先生与其它学者不同，更多地表达了对中国海洋面临现状的忧虑。他认为虽然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也要更多地关心现实问题。而我们中国现在东亚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及东海划界，还有南海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岛屿争端问题。中国总强调合作、倡导共同开发，但现实是其它国家根本就不回应中国的提议，它们自顾自地已经在争议区域开发起来了，中国这方面的行动却很落后，这是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国内有些人认为争议地区就不要急着去开发，容易惹麻烦，破坏与邻国的关系。郑会长很反感这种观点，他认为，能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固然是好的，但合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利益，所以当合作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应该果断选择另外的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当然，这需要靠海军的力量来实现，现在海军方面是有意愿多开展海上行动的，但掣肘的力量也很多，国家需要制定合理的运用海军的战略，要吸取过去甲午海战的教训，把海军关在家里是不行的。构建东亚意识要注意求同存异，合作是好的，但任何合作都不是永恒的，自己一定要先强大起来才行。
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林精华教授对前面的发言作了一个简单的点评，指出很多学者都对一些常识性概念提出了新的质疑，这有助于推动新的思考。他在前面发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以下观点：近代中国转型的失败导致了中国因素在东亚各国的衰退，再加上冷战时期东西方对立、对峙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东亚国家加剧了对中国的疏离。当今时代的一套概念、理论与分析模式被西方所主导，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中国研究者，在借鉴、吸收、反馈与反反馈的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尽快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与日益崛起的东方国家保持同步。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程爱勤教授为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他说，上午的四份报告都很精彩，提出了很多引人注目的观点，比如日本现在在经济上搞的“韬光养晦”战略，比如很少有人关注的俄罗斯的独特的汉学研究，还有印度的文化自信带来的外交自信等。虽然都只是一家之言，但给大家的启发都很大。下午的自由讨论也是精彩纷呈，程教授指出大家谈到东亚区域意识时观点出现分歧，这是因为在什么是东亚区域意识的基础性认识上存在差别。他认为历史上是存在东亚区域意识的，但这与欧洲那种以认同为主的区域意识有所不同，东亚的区域意识其实就是寻求区域联合与发展的意愿与思想，是超越了国家与个人的一种合作精神。这正是今天会议的深刻用意与意义所在。
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奉林教授为“东亚区域意识与合作历史经验”研讨会作了闭幕辞。他说，东方国家社会正发生一场空前的伟大变革，其原因在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拥有现代文明诸种条件的有机结合，以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杠杆，还有深藏在高速增长背后的伟大历史传统。这个变革一旦启动，将深刻触及社会的所有方面，是不停顿的、永无终止的前进运动。在东方各国整体崛起过程中，各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国民的思想观念都发生相应的变化，长期被西方认为“停滞”与“专制”的地区发生有史以来历史性变迁，尤其像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上古老而文明的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创造出举世公认的成就，使世界进入了由各国共同创造文明的崭新历史时期，彻底打破和解构了东方历史的循环论与直线发展论的分析模式。最后，陈奉林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会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各位学者继续关注东方外交史相关的学术活动，推动东方外交史研究继续向前迈步。
全体代表合影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研究生李锋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