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及其嬗变，深刻地折射出日本国民性的局限与缺憾。日本一直缺乏有关国家理想及信念的独立主张和明晰界定，难以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日本民族强烈认同“权力至上”，在国际社会既不能以德感人，也不能以理服人，只能恃强凌弱，屡屡生战生乱并无不以失败告终。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精神文化的自主性，尊重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坚持将“和平”与“和谐”作为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在未来一个不会太长的时间里，中国再度赢得日本的尊敬，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社会前进方向。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跌宕起伏，或可归因于日本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和判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栋梁教授主编的研究丛书《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杨栋梁主编：《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共六卷，以下简称“丛书”），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考察，不仅将日本人对华认识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看穿日本国民性的窗子。

　　一 不完整的国民性

　　国民性指一国国民共有的并经常表现的精神特质、性格特点、情感内蕴、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总和，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结构。

　　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不乏优秀品质，但在根本之处存在严重缺憾。“丛书”所揭示的日本的中国观，折射出这个与中国打了多年交道的邻居，小事聪明、大事糊涂，野蛮与文明杂陈，狂妄与自卑交织，“精神年龄仅有12岁”（1955年5月5日，麦克阿瑟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以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的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好像12岁的孩子。”转引自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页）。魔由心生，境由心造。“丛书”告诉人们，多少年来，日本屡屡惹是生非，甚至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造成巨大灾难，确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刻苦勤奋、纪律性强、爱岗敬业、精于钻研。在谈到日本在战后很快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经济大国的原因时，日本著名史学家坂本太郎曾说，这是“日本人民能忍受苦难，勤奋劳动，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而努力争取复兴的结果”。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判断。但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如果世界上存在由一群找不到自己坐标的个人组成的找不到自己坐标的国家，日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之一”。“丛书”通过对1603～2010年间日本的中国观“从尊崇到质疑”、“从质疑到蔑视”、“从蔑视到无视”、“从无视到敌视”、“从敌视到正视”、“从正视到‘竞合'”的全面考察与梳理，清晰地表明：在关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那里去”这些重大问题上，日本一直缺乏独立的主张和明晰的界定，一直难以在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正因如此，这个国家——明治维新以前，尊敬、憧憬甚至惧怕中国，明治维新以后，转而尊敬、憧憬和害怕西方；在道路选择上，先军国主义，后“贸易立国”，而今又积极扩张军备；在制度选择上，先是追随中国，后是效仿德国，二战后则唯美国马首之瞻——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终究挣脱不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宿命。

　　日本对公平、正义与公理缺少应有的敬畏，也缺乏对他国乃至世界关切的应有尊重。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内藤湖南等人，都是日本近代史上响当当的知识精英，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良表现却令人失望之极。“丛书”指出：“一个无知的民族没有未来，而滥用‘知识'的民族却会葬送现在；一个无知的学者误人子弟，而失去良知的学者却会误国误民。内藤湖南由造诣 非凡的学者堕落为战前日本侵华‘国策'的‘智囊'，其深刻的教训不只属于日本，而且属于世界。”

　　“丛书”还揭露了日本人对华认识的片面、肤浅和偏激。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但“丛书”给出的结论是：“日本人微观认知的精细，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宏观把握及前瞻的准确。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头脑清醒者外，‘中国通'及知识精英们普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抵抗力和极大潜力，并以此误导了民众。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造成了他者评价过低和自我评价过高，或者截然相反，从而导致了行动上的错谬。”

　　套用卡夫卡的话说，古代日本一直都在中国这个“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下” 生活。日本自古以来尽情地吸吮中华文明的乳汁，可以说中国是日本文化之母。直到隋以前，日本的统治者不断地派使者到中国朝贡，接受册封，可以说，中国是日本之父。但因中国一直对日本形成一种巨大压力，最终榨出了其华丽的包装下面藏着的“小”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西化的道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卖”与“背叛”，对中国这一“宏大”与“永恒”进行破釜沉舟式的颠覆。

　　二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根深方能叶茂。一国能否成就伟业，在于见识，更在于心胸。日本战前想当东洋盟主，战后想做亚洲领袖，全都无果而终，不在于用心不足、用力不够，而在于德行不济。日本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超过英法德，但殚精竭虑经营至今，始终未能取得堪与上述三国相媲美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究其原因，也在于它既不能以德感人，也不能以理服人，只能仗势欺人。

　　日本种族单一，文化高度同质，自古缺乏海纳百川的心胸和包罗万象的气度。“丛书”以大量史实告诉我们，日本民族的一大特征就是缺少“厚德载物”的观念，强烈认同“权力至上”，即只讲权力，不讲道义。对权力的偏重，不仅普遍地浸透到人与人的关系中，也渗透到对外关系中。所谓“和魂洋才”的“和魂”，其本质也无非是与主张“弱肉强食”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武士道精神。

　　实力对比的变化是观察和了解日本对外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的变迁无疑是与中国国家实力的变迁进行互动重构而形成的。”实力弱时自卑之至；实力强时狂妄之至，一方面把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另一方面把其他民族界定为低劣的、肮脏的和不可信赖的。“丛书”指出：鸦片战争使中国在日本的印象急剧改变，从一个可敬、可畏的存在变成一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大国，而甲午战争更是日本对华观的全民性逆转时期，即“中国亡国观”产生的雏形阶段。这个认识，成为“日本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思想诱因”。日俄战争后，日本民众的“蔑华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确立了建立世界一等国的意识，开始努力宣扬日本中心主义，东洋盟主意识进一步膨胀并产生了所谓“改造支那”的天职论。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出发点就是对“支那”和“支那人”的极端蔑视，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近卫内阁的“支那不堪一击论”。“‘支那'毫无力量还要摆臭架子，是大量的日本人的共同感觉。”（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日本人对亚洲人的高高在上的民族优越感，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战后日本人自夸是“耸立在亚洲这巨大垃圾堆里的唯一大厦”，就是这种心理的一个折射。20世纪50～60年代，民意测验表明，在日本人的评价中，中国人如同朝鲜人和苏联人一样，仍都处在低一等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对日本人作出这样的评价：“100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的思想和西方事物上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他们有一种看不起其他亚洲人的倾向。”（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页）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民众对中国颇有好感。1980年日本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被访者中“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从1979年的71%增加到79%；“没有亲切感”的，从20%减少到14%。（《朝日新闻》1980年9月29日）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立场。正如竹内实所指出的，此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友好心态，系“深植于日本人心目中对中国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使日本学习了中国的文明，并使其变成了日本人的文化遗产。而当把中国文明视为日本文明的基础时，一般日本人总是把从中国学来的东西，看作好的和正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即等同于对真理的印象”。换言之，当时日本人之所以对中国多有好感，在于战后20多年的隔绝使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神秘感和朦胧感，在于他们久远的祖先留下的有关中国强大与先进的记忆。随着接触的增多和深入，罩在中国贫穷与落后之上的美丽光环日渐消散，“亲切感”很快转变为“很不亲近”，“开放的中国同时也在失去其神秘感，已不再是以前那种被憧憬的对象了”。（参见竹内实:《日中关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55、359页）

　　实力不同的国家之间难道就不能平等相处吗？在日本那里，答案是否定的。“在国际关系和私人关系中应平等待人或互为伙伴的观念，一般日本人民却很缺乏。” 信奉武力至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权力关系，即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支配—反支配的关系。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史证明，四面树敌的唯一结局就是彻底失败。

　　巴莫二战时曾任缅甸傀儡政府元首，是东条英机在亚洲的最重要的一位密友，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头目1943年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他在1968年写下的如下一段话就很说明这一点：

　　“就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来说，再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实行种族歧视，这也是一种完全自以为是的思想方法，因此，再没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缺乏理解其他国家国民及让其他国家国民理解他们自己的能力的了。所以，东南亚战争期间，他们做的事无论善与恶，总令人感到他们对当地人尽干坏事。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只是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而且更坏的是，他们强行所有其他国家的国民与他们一起做什么事时，也总要强迫人家与他们的看法保持一致。即其他国家的人办事时，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按照日本人的主张行事。这些军国主义者们只有一种目的与关心，那就是日本国民的利害与利益。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只能负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永远从属于日本，成为另外一些‘满洲国'与朝鲜。将日本人的立场强加于人，这就是他们所干的勾当。这样，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我们本国居民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的。” （巴莫：《缅甸的出路——1939年至1946年，革命的回忆》，转引自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在经历了长达14年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对亚洲邻国和人类社会犯下累累罪行后，遭到惨重失败，由一个世界大国跌落为一个东亚小国。在盟军司令部的安排下，日本制定和颁布“和平宪法”，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取得突出业绩，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然而，一如中国老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经济强大后没多长时间，一些日本政客就打起修改“和平宪法”的歪主意。近年来，日本政府更是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致力于为侵略战争翻案，而且力图再次成为军事大国，改变战后亚洲的国际秩序。

　　三 中国凭什么？

　　在非西方世界，日本是第一个崛起的国家，但因采取的方式是侵略扩张、颠覆现有国际体系，遭受惨重失败。如今，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但中国崛起的理念和实践与日本有着本质差异。

　　自古至今，亚洲的治与乱，中日关系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于中国的强与弱。“丛书”告诉人们，如果中国没有实现绝对强大，就永远不会得到日本的认同、认可和尊敬，日本就不会让亚洲风平浪静。

　　日本对中国认识判断的失误，蔑视、侵略中国的失败，从更深的层次证明中国大国地位的不可撼动。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表现出的与日本的截然不同，则表明在未来一个不会太长的时间里，中国再度赢得日本的尊敬，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社会前进方向。

　　中国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始终保持精神文化的自主性和政治社会制度的独立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来没有拱手让出话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国社会多元、包容，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发展，本身就是由一大主流逐渐纳入许多小河支流的滔滔江河。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国文明主张开放性、包容性，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反对世界上只有一种意见、一个声音，尊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不同国家之间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中国将“和平”与“和谐”作为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尺度，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国仗势欺人。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大的情况下，中国立志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中国所倡导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厚德载物”、“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理念，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希望和前景。

　　“丛书”显示，自鸦片战争开始，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以蔑视和贬低为主，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依旧不愿意承认中国的伟大。但据笔者所知，尽管中国批判日本的战争罪行，却一直肯定和赞扬其在明治维新以及战后的经济复兴中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盛行中日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不少研究甚至得出的结论——日本表现得更为出色。两国在心态和心胸方面存在的差异，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