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与韩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普遍存在岛礁主权争端，这三大岛礁主权问题的产生、发展贯穿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全过程，而民族主义则是岛礁主权争端产生、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在日本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虽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也随之不断变化，但扩张领土始终是其追求的重点。鉴于日本民族主义诉求与其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利益相吻合，所以岛礁主权争端的烈度将持续与日本国家民族主义紧密相连。

关 键 词：日本；岛礁争端；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朱凤岚，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史学博士。

 

日本是一个有着诸多海洋邻国且资源贫乏的群岛国家。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再加上其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义思潮甚为活跃，该国与海上相向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岛礁[1]主权归属争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引发全球范围内出现新一轮的海上圈地运动，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后迅速恢复并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日本，政治大国意识随之膨胀，“拓疆辟海”的海洋强国战略呼之欲出，由是，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既有的岛礁主权争端亦同时尖锐爆发。由于领土主权关涉国家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战略利益等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早已发展为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形态，或者换句话说，国家民族主义在思想上需要靠领土来滋养。[2]显然，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岛礁主权争端也没能超越这个窠臼。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日本与邻国之间存在的三大岛礁主权争端的起源与现状出发，分析日本民族主义在岛礁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预测岛礁争端与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日本三大岛礁主权争端的成因及其现状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3]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日本与韩国、俄罗斯和中国存在严重的岛礁主权争端。这些领土主权争端时常在当事国之间爆发，严重阻碍着双边关系的进展，也更时时煎熬着视土地为生命的日本民族主义者。

1、韩日独岛/竹岛争端本质是日本欲延续其殖民统治

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的岛礁争端问题，即韩国称之为独岛，日本称之为竹岛的一座位于日本海（韩国称之为东海）中央的火山岛。韩国认为，独岛是郁陵岛的附属岛屿，早在公元六世纪初独岛就是韩国的领土。根据韩国东北亚历史基金会以十种语言制作的题为《日本不知道的十项独岛的真相》宣传材料称，日本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独岛是韩国的领土，只是在1905年1月爆发日俄战争时，日本声称独岛是“无主地”，于是以“无主地先占论”侵占了独岛，并将过去的“松岛”改称为“独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岛根县隐岐岛管辖。[4]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明确规定把独岛移交驻韩美军管辖。1952年1月，韩国发布海洋权益宣言，将独岛划入韩国领海。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并于1953年5月趁朝鲜战争正酣之际，一度派遣自卫队占领了该岛。同年7月，韩国青年洪淳七率韩国义勇守备队开赴独岛，强行赶走了日本军人。1954年，韩国政府正式将独岛划归尚庆北道郁陵郡管辖。由此，拉开了日韩两国岛礁主权争端的序幕。

1956年，韩国政府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代替独自守岛的洪淳七，并于翌年开始在独岛修建永久性建筑物。1965年6月，韩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提出就该岛主权问题进行对话，韩国断然拒绝，并坚持“独岛自古以来就是韩国的领土，此问题不能作为两国纷争进行对话”。此后，日本多次提议将该岛主权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双方各执一词，对岛礁主权都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2005年3月，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了将每年2月22日定为“竹岛日”条例，引发韩日岛礁主权争端升级，并一度发展为海上对峙。2008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将在2012年度开始实施的中学社会教科书中首次写入有关竹岛是日本领土的内容。为抗议日本的挑衅，韩国历史教育研究会、独岛学会等民间团体宣布将每年的10月25日定为“独岛日”。

作为巩固实效占领、宣示主权的一环，2012年8月，韩国总统李明博率阁僚登上该岛，并在独岛守护标志石上写下“独岛”和“大韩民国”字样。是年，日本政府再次提议将竹岛主权争议提交国际法院处理，遭到韩方拒绝。韩日关系急剧降温。由是，岛礁主权争端问题成为日本和韩国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

2、日俄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争端成为日本的伤心地

北方四岛是指俄罗斯千岛群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岛、择捉岛、齿舞岛和色丹岛四大岛屿。从历史上看，日俄两国对北方四岛的争夺早在十七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双方围绕这些岛礁主权问题展开过激烈交战。1855年，日俄两国签署《和亲通好条约》，规定整个千岛群岛以得抚岛为界，以南划归日本，以北划归俄罗斯。日本以此确认了对北方四岛的占有关系。日本坚持“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即是以此为依据。

而俄罗斯所持立场则是遵从二战的结果。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有约：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同年8月，苏联出兵日本，并占领了千岛群岛。俄罗斯主张，根据二战的结果将南千岛群岛划入苏联版图，这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权利。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者，俄罗斯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完全符合充足的法理要件。而且，俄方认为，在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要否定《雅尔塔协定》，否定二战的安排，否定历史，这不仅影响两国关系，还将影响到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可。

对日本来说，千岛群岛可谓是其民族的“伤心地”，取回北方领土主权可以洗刷其战败国的“污点”。前苏联与日本两国于1956年签订联合宣言时达成协议，双方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将齿舞群岛和色丹岛移交日本，但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苏方不再坚持这一立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因经济困难和外交方针的改变，日俄曾几近达成归还协议，但命运有点捉弄日本，俄罗斯又改弦易张。

多年来，日本政府以及北海道地方政府对“北方领土”问题的宣传毫不放松。日本内阁和北海道地方政府分别设有“对策本部”，负责收集信息，开展宣传以及协调各部门对俄相关事务等工作。但是由于日俄有争议的岛礁现由俄罗斯实际控制，日本方面的应对办法并不多。无论是日本政府在“北方领土日”花费巨额费用在媒体上做“北方领土正被俄罗斯占领”的广告，还是外相以及部分议员从空中视察，抑或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给俄罗斯驻日使馆寄送子弹，这些手段总让人感受到日本在解决与俄罗斯领土争端上的无奈。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和对争议岛屿的实际管控力度的加大，日本解决此领土问题的筹码也会越来越少。

    3、日中钓鱼岛争端的总根源是日本非法窃取和占据中国领土所致

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不同立场由来已久。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的是中国人，而不是琉球人或日本人。[5]但是近代以来，钓鱼岛被日本窃取乃至非法占领。[6]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特别是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中国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钓鱼岛主权争端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并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此方针。而日本则认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争议，并有计划按步骤地图谋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在中方“搁置争议”的前提下，日本国内右翼团体不断鼓动政府和民众，声称“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2003年1月，日本政府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以及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2005年2月，小泉纯一郎政府宣布将“日本青年社”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由日本海上保安厅接管，同时把18名日本国民的户籍登记在钓鱼岛上。中日两国在2008年达成“6.18东海共识”之前的11轮次东海问题谈判中，日本始终拒绝与中国协商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年初之时，两国都拟定出了一系列庆典活动。然而这一年，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却出现严重乱象。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39座离岛专属经济区基点名称。4月15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宣布东京都政府计划在年内购买钓鱼岛。4月26日，东京都政府设立“尖阁诸岛网站”并公布“东京都尖阁诸岛寄付金”账号，发起“一人捐一万”活动，呼吁广大民众积极捐款“购买”钓鱼岛。[7]

    石原真说真干。在动员日本岛内民众积极参与捐款购买钓鱼岛的同时，一方面积极与钓鱼岛的“私有主”商谈购买事宜；另一方面组织都议员等多次前往钓鱼岛实地考察，以向政府施加压力。7月2日，石原在《产经新闻》发表文章称：“回首历史便知，改变历史的绝对力量，就是军事力量。……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轻率地将日本的国土交给中国，这无异于国家的自杀。”[8]7月7日，野田佳彦首相在“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宣布拟将钓鱼岛“国有化”，并立即开始了相关工作。9月10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以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南小岛和北小岛；9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与钓鱼岛“土地所有者”签订“买卖合同”。当日，中国海监船46和海监49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展开宣示主权行动。由是，中日钓鱼岛争端转而成为岛礁主权危机。

 

二、日本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表现

 

    岛礁主权问题的产生、发展贯穿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全过程，而民族主义则是岛屿主权争端爆发、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在日本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受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各有侧重的民族主义，而无论哪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对领土主权的诉求都是其追逐的重点。

 1、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之滥觞与扩张领土之实践

19世纪中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美国开始觊觎日本。1852年和1854年，美国准将佩里率舰两度驶进江户湾，与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便接踵而至，日本由此被迫开国。

西方列强的冲击一方面使日本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另一方面又成为日本民族观念、民族意识滋生发芽的契机，这一时期在精英阶层中形成的“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等早期民族主义思潮在内外危机中得以实践并广泛展开。1868年1月，由下级武士集结成的倒幕派发动政变，即位不久的睦仁亲王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通过在京都附近展开的两场激战以及西南战争，天皇军最终推翻了幕府统治。1868年10月，天皇下诏改年号为明治并宣布实施维新变法。

明治政府首先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编制户籍以及土地制度、地税制度改革，将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领土”概念与“人民”概念结合在一起，为形成“国民”奠定了领土的经济、社会结构基础。同时通过废除武士阶层的特权和教育等手段，在各阶层民众中植入“国家”的观念，为将民众聚合成民族准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方面，明治早期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家极力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要求国民各安其分、忠君爱国，把“忠孝一体”作为日本人的最高道德规范；对外则宣扬日本神国论、大和民族优越论等。

 “明治维新是通过一君万民的理念，排除介于国民与国家秩序之间的障碍，开创了民族主义发展轨道的划时代的变革。”[9]由此，日本民族主义进入了“天皇制国家”的轨道。这个“天皇制国家”就是近代日本最初形成的民族国家，而为其提供合法性并用以构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日本最初形成的民族主义，即“天皇制民族主义”。[10]明治政权和思想界在完成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理论建设的同时，激活并拓展了蕴藏于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中的扩张性。

事实上，早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实现日本统一时，就曾构想过“大日本”的宏伟蓝图：首先要征服朝鲜，然后渡海占领中国，进而征服东南亚以及天竺，建立一个定都北京的“大日本帝国”。[11]并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将唐国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2]可以说，丰臣秀吉把日本的神国思想、把“大日本”的国家构想推向了顶峰。

明治维新继承了这一领土扩张思想，并在实践活动上则开始了掠夺和奴役邻近国家的领土和民族。1868年4月，明治天皇发布的《安抚亿兆·宣布国威宸翰》中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汝等亿兆，当体认朕志，相率除去私见，采纳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以慰列圣之神灵。”[13]这种“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既是前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思想的延续，亦是近代日本国家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总动员。

此后，日本发动策划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地讨论一些岛屿的所有权问题。例如，1873年至1875年，与美国谈判并从其手中收回小笠原群岛所有权。而对于亚洲的邻国，日本则是采取了强行侵占或窃取的手段。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迈出了侵略台湾的第一步；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于1879年4月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1875年9月，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侵略朝鲜。此外，明治政府还于1891年占领硫黄岛；1895年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1898年占领南鸟岛；1900年占领冲大东岛。这些被日本或以武力强行侵占或偷偷占领的岛屿，有的已成为日本的“四至点”，有的则成为日本与邻国间领土主权争端的根源。

2、二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改换头面制造领土争端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同时其国家民族主义急剧向外膨胀，伴随着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日本的国家民族主义迅速转变为对外侵略的工具。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逐渐发展为军国主义，最终演变为法西斯主义，给亚洲各国乃至于日本自身都带来了重大灾难。

1943年中美英三国联合发布《开罗宣言》，宣布“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在苏美英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1945年中美英三国发布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将“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规定其他小岛之内。”[14]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是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国家发展道路过程中的一重大挫折，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家民族主义的一大挫折——不仅将日本野心勃勃对外侵占他国的领土和岛屿如数退还，而且使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占领。

战败后的日本，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所以只能以“经济中心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主题——对外强调和平民主主义；对内则埋头发展国内经济。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就明确了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美国结盟的方针。制定此方针并将其推向极致的是于1946年～1954年先后五次组阁的吉田茂。吉田茂出身于名门望族，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在专门为皇族和贵族开办的学习院接受教育，形成了崇拜天皇、主张对外扩张与英美保持协调关系等一整套思想观念。

为了获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援助，吉田茂还打出了反共的旗帜，他在施政演说中强调说：“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不应该改变。因为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的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上的正确路线。”[15]1947年6月，吉田茂更是露骨地说道：“我们要高举反共民主的大旗，与志向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在它们的援助下，实现日本的复兴。”[16]这种在外交上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协调、专心致志走经济立国之路的“吉田路线”，从民族主义和保守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路线，而相对于战前日本国家民族主义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改换头面而已。日本遵循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采取了“低姿态”和“小国主义”，赢得了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

1951年9月4日，由52各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国际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上签署了《对日媾和条约》，其第二章的“领土”部分，规定了日本应该放弃的领土及其权利要求。其中第二条规定“一、日本承认朝鲜之独立，并放弃对朝鲜包括济州岛、巨文岛及郁陵岛在内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二、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三、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于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四、日本放弃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有关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并接受1947年4月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托管制度推行于从前委任日本统治的太平洋各岛屿之措施。五、日本放弃对于南极地域任何部分的任何权利、权利根据或利益之一切要求，不论其是由于日本国民之活动或由于其他方式而获得的。六、日本放弃对南威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第三条规定“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硫磺列岛）及冲之鸟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以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利。”[17]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日本（与美国）在有关领土问题上玩弄花招的良苦用心——只规定日本放弃曾经侵占中国、朝鲜等国的领土，而不具体明确规定这些岛屿主权的归属问题，这一方面为日本继续霸占其非法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所谓法理依据，更重要的为后来有关各方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岛屿归属争端问题埋下了伏笔。《对日媾和条约》于1952年4月生效后，吉田茂政府即选定小笠原群岛为返还领土的突破口，率先向美国提出领土问题。1952年7月2日，美国驻日大使墨菲电告国务院：日本外相冈崎胜男要求最终遣返1944年疏散到日本本土的约7000名小笠原前岛民。[18]1953年3月24日，吉田茂首相在一个便条中向墨菲提出要求归还位于琉球北部的奄美大岛并于4月2日向其提交有同样内容的备忘录。1953年6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1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归还奄美群岛的建议并于次日获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是年8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日本，宣布把奄美群岛归还日本。吉田茂当面感谢杜勒斯；昭和天皇亦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表示“最大的敬意”。日本首相和天皇亲自插手领土问题，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对领土问题的高度重视。

如前所述，本来1945年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的领土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规定其他小岛之内”，但是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转为纵容和保护日本，使日本在规定其领土主权范围的公告和条约上划开了一道口子，得以按照本国的利益有步骤地实施领土“收回”计划。从1955年8月组阁的鸠山政府，经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成立，到1964年11月佐藤荣作出任首相，日本历届政府都把收回领土施政权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1968年4月，日本与美国签署《日美关于南方诸岛及其他岛屿的协定》，收回了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硫黄列岛以及冲之鸟岛和南鸟岛的施政权。1971年6月，日美签署《关于琉球群岛、大东群岛的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放弃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第三条规定的一切权利，将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了日本。

 

三、岛礁主权争端凸显日本民族主义

 

当前，日本民族主义者策划和制造的岛礁主权争端乃至演变为主权危机，不过是日本民族主义承袭领土扩张传统，并以之作为国家利益诉求的一种自然延伸而已。

1、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个人在岛礁主权危机中发挥了助推器作用

生存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因其所居的客观地理环境和生存状况的不同，造就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感情习惯，从而积淀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日本民族当然也不例外。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如是描述日本民族的特点，“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19]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特点，实际上正是日本民族最真实、最具体的写照。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与构成这个民族的每一个单独个人，既是相互关联的，又是有区别的，并非是对应的关系。我们说某一个民族具有某种优点或者某种缺点，并不见得在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找到这些优点或者缺点。在日本，正是由于有像石原慎太郎这样掌握话语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才使得钓鱼岛主权争端被推到了危机的边缘。年愈八旬的石原慎太郎非常崇拜福泽谕吉，常引用福泽谕吉的话：立国需要个人精神，没有独立之心，就无法深切地为国家着想。这是他的个人信条，也是他的施政理念。他常说：对于国家的事，每个人都要有我来做的气概，每个日本人如果没有独立之心，国家就无法进步。[20]

石原非常喜欢海，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关于海的，比如1958年他出版过《海的地图》，还曾获得过日本海洋文学大奖的特别奖。对于海洋领土，他更是个急先锋。早在中日建交谈判时，石原就策划过由他组织的“青岚会”会员登陆钓鱼岛的行动，后来又鼓动日本右翼团体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了灯塔。他还利用担任运输大臣的权利，不断用各种方式加固钓鱼岛上的灯塔，并一直想方设法标记在海洋图上。他甚至宣称：为了保卫钓鱼岛，日本可以打类似英法马岛战役那样的一场战争，并且多次扬言要把自卫队派到钓鱼岛。 2005年5月，石原慎太郎不顾自己72岁的高龄，坐船前往距东京都1740公里的冲之鸟礁，并在附件海域潜水，登上岛礁挥舞日本国旗，宣示主权。

2、日本挑起岛礁主权危机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谈到领土主权争端问题时，日本学界、媒体动辄把争端升温的原因归咎于他国的民族主义，却没有看到或者是忽略了本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的现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长期不振，国民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产生的优越感遭遇顿挫。经济博弈中产生的挫折感使日本国民的民族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政治家和国民急需在政治外交领域表现，寻找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喷出口。而领土争端问题由于关涉国家主权、尊严，历来被日本民族主义者所垂青，而争端的升温还会进一步导致日民族主义情绪和右翼思潮的再高涨，由是形成挑衅——发泄——再挑衅的恶性循环。

一般而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主要依据两个指标：一个是民族自信心；另一个是爱国心。近些年来，日本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不断下降。据调查，1998年认为“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极其优秀的素质”的比率占51%，比1988年降低了11%。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比率占38%，比十年前降低了12%。认为“即使现在日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比率占13%，比十年前降低了2%。 日本人民族自信心的发展轨迹与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是重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并没有因经济的衰落而有明显的减退。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此时的民族主义不是战前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承认日本仍有向先进诸国学习的地方。第二，谋求大国地位。第三，在历史问题上试图尽快翻过战败一页。第四，试图修改宪法，重建大规模武装力量。

 

四、岛礁争端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日本主动挑起钓鱼岛主权争端并且不惜牺牲中日关系，任由钓鱼岛主权争端危机化，绝不仅仅在于这座岛屿本身，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国家发展战略上的考量。由于日本民族主义诉求与其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利益相吻合，所以岛礁主权争端的烈度依然会与日本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成正比例相关。

1、日本民族主义的根基极为深厚，在岛屿主权争端中妥协的可能性甚微

在岛国日本，滋养其国家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是业已植入日本国民骨髓的民族优越感。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这种优越感较多地体现为对本民族精神的夸饰，甚至是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度诉求。对于像安倍晋三等这些在战后成长以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在长期的战争受害意识教育下，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爱国主义意识很容易激发成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当今，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日本社会的诸多方面，他们公开呼吁日本要拥有核武器，以使日本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同时，石原慎太郎等为首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一直以来对中国充满敌意和愤懑，中国经济落后力量贫弱时他们看不起；中国经济发展了实力逐渐强大了，他们又害怕。这种不正常的心理问题导致出来的行为，只能是挑衅或者是无端强硬。

2、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势力合流，岛礁主权争端更趋复杂和难解

一般而言，民族主义出现高涨势头之时，社会思潮的右倾化也会日益严重。在日本，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经常抨击政府外交软弱，要求政府在与邻国、特别是与中国的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持强硬态度。而凭强权搞外交谋求世界军事政治大国地位，更是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极右势力的夙愿。上述两种社会思潮在相互渗透中，均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并冲击、影响到日本有关领土争端的政策制定和行为方式。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时曾宣称自己买岛的目的就是要在钓鱼岛建造建筑物、停船设施和灯塔，还要把灯塔记入日本的航海图，并计划长期采获钓鱼岛海域丰富的海洋生物尤其是高级海产品。对于石原购岛的购岛行为，得到了日本舆论和民众的广泛支持，日本右翼势力更是认为“谁购岛谁英雄；谁强硬谁正确”。以前，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看重，但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升级以来，一些右翼分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狠话、爆猛料，舆论对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露骨言论也不再追究和谴责，反而是友善的言论没有了市场，甚至受到攻击。日本国民被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言论鼓动或洗脑后，心态也在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国内社会生态背景下，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争端所持的主张很难出现松动和让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争端的持续，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趋于冷淡和厌恶，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会越来越难解和复杂化。

3、日本民族主义与其海洋强国意识互为增上，岛礁主权争端定会出现长期化态势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沿海国家都纷纷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由于新的海洋法制度规定岛屿也享有与陆地相同的海洋权利，相关国家的岛屿主权争端进一步加剧。而恰在此节点上，日本国内出现泡沫经济崩溃等一系列问题，促使民族主义思潮的重新崛起，在日学术界和舆论界，“海洋日本论”迅速抬头，日本有关主张海洋立国的著述纷纷出现。其中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影响甚大，作者把历史上出现的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亚洲的代表。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和美国联合，日本的未来取决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21]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所谓日美协调为主的“海洋民主主义联邦”的观点曾甚嚣尘上。安倍晋三在第一次组阁时就曾推出过《致美丽的国家》，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强调以美国为首，构建“日美澳印四大海上强国同盟”。2013年1月，安倍首相在第二次组阁后发表的首次施政演说中再次表示要联合像东盟这些与海洋关系密切的国家，开展以全球为视野的“战略性外交”。而安倍重新夺回政权后对东盟诸国的亲近和对中国的继续强硬，即可视为其所提出的“战略性外交”的实践，而这背后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日本要走“海洋强国”之路，从海洋入手，坚决牵制中国这个陆上国家。基于对抗中国的需要，钓鱼岛主权争端无疑会继续成为日本民族主义最得力的抓手。

 

结  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岛礁争端问题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由于存在这样关涉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与曾经遭受其殖民侵略的邻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民族不但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近代以来对外殖民侵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有甚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复又高涨，否认或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的言行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右翼民族主义者竟然以标志其近代殖民侵略的岛礁争端为试金石，公然挑战二战以来业已形成的国际秩序。

无论是二战结束前中美英三国发布的《开罗宣言》、苏美英发布的《雅尔塔协定》、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还是二战结束后的《对日媾和条约》乃至战后日本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签署的双边协议，都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日本可以拥有“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然而，日本民族主义者却巧妙利用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方敌对的国际格局，暗自与美国做交易，把原本明文规定不再属于日本的领土又“归还”其名下，从而长养了日本对扩张领土的贪欲之心并促使其侵占领土的野心愈益膨胀。

日本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争端问题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殖民侵略扩张的遗留问题，就其性质而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岛礁争端。尤其是日本长期非法占据中国领土钓鱼岛，且拒不承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其深层民族心理就是欲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战后解决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从意识形态层面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种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运行规律的行径，必然会遭到周边国家的断然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