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中的印度为中国及中印关系发展提供了机遇。当前，至少在国家战略上，“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印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在西方宣扬“金砖国家整体失去光芒”的大背景下尤其重要。

　　2014年5月16日，在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的选举中，印度人民党（BJP）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选举胜利，首次单独成为议会多数党。这意味着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将组建下届印度联邦政府，成为印度新任总理。十天后，在印度总统慕克吉的主持下，印度新任总理莫迪宣誓就职。

　　此次选举受到了广泛关注，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这是过去25年来，印度政坛首次出现单一政党成为议会多数，并在此条件下组建新的联邦政府；第二，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以及“古吉拉特”模式有可能在全印度全面实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政党政治上，尼赫鲁—甘地家族数十年来主导印度政治的局面将被终结？经济发展上，印度从建国以来实施的“偏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将有所转向？归根结底，人们关注的是，莫迪的当选是否是印度在广阔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所产生的“钟摆效应”的结果。

　　印度民主中的政党与“家族政治”

　　在印度民主中，议会是其民主政治的核心，由总统、联邦院（Rajya Sabha，又称上院）和人民院（Lok sabha，又称下院）组成。联邦院由总统指定的议员和各邦及中央直辖区的代表组成，副总统为该院议长；人民院为国家主要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由法定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共有席位543席。根据印度宪法规定，在大选中获得人民院超过法定半数议席（即272席）的为多数党，可以单独组建政府。如无一党的议席超过半数，即无多数党，就是所谓的“悬浮议会”，需由总统邀请议会第一大党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纵观印度选举，不难发现印度政党政治中具有明显的家族化倾向。国大党及其背后的“尼赫鲁—甘地”家族，是印度固有种姓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缩影。一方面，国大党通过“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等观念聚集了印度社会主要精英团体；另一方面，对于印度选民而言，基于尼赫鲁家族几代人为印度独立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以及“尼赫鲁—甘地”符号所赋有的近似“神性”的认同力量，人们笃信“在印度，只有尼赫鲁家族能够跨越种姓、宗教、区域甚至阶级的利益，代表全印度”。[1]

　　然而，这种笃信正越来越受到印度缓慢但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冲击”。在这次选举中，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这个出生于商贩家庭的印度教徒、曾经的茶摊小子、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好手，被选民高票选举为印度总理。据统计数据显示，这次议会选举的投票率高达66.38%，创历史最高纪录，而印度人民党领导的(NDA)在下院中获得了282席，凭一己之力就已达到了组阁所需的272席，这是印度政党政治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莫迪本人的奋斗史，堪称一个真实版的“印度梦”。有分析认为，“百年老店国大党在这次选举中可谓遭受灭顶之灾，仅获44席，比以往最差纪录114席还低一大截，这很可能标志着该党的家族统治传统（尼赫鲁—英迪拉—拉吉夫—索尼娅—拉胡尔）将走到尽头”。[2]

　　“莫迪标签”与印度政治生态

　　在印度政坛上，莫迪是一个较具争议性的人物。在执政能力上，莫迪2001年当选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后，发展经济、吸引外国投资、创造就业成为了其主要政绩。在莫迪的带领下，古吉拉特邦成为印度国内经济增长最迅猛的邦，在过去十年连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其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在2010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第三发展最快的城市。在经济显著发展的同时，该邦还因治安管理严格、低腐败而闻名于印度。在意识形态上，莫迪却被冠以了“反穆斯林”的标签。政治对手指责他“对暴力行为袖手旁观”造成了2001年古吉拉特邦大规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间的暴力冲突，从而致使约1000人丧生。同样，在2011年莫迪又拒绝佩戴牧师所提供的穆斯林小帽，这更加深了人们认为“其对印度1.5亿穆斯林存在根深蒂固偏见”的印象。

　　因而，谈到“莫迪标签”，简单的处理是——莫迪既是“重商主义”的，又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然而，这种标签式的解读虽然醒目，却并不全面。从深层次角度分析，莫迪迎合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转型中印度的需求。在宗教、民族多样性的表衣下面，印度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有一些大致相同的需求，如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红利、受保护的政治权利以及稳步实现富足的生活。据麦肯锡咨询数据显示，至2015年，印度的中产阶级将达到2.5亿，占印度总人口的20%，他们将传播和强化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价值观，迎合印度人对“利”与“欲”的追求。这也是为什么此次选举中，莫迪打出“治国最大化，政府最小化”宣传口号的原因之一。

　　这种宣传口号具有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当前，在其巨大的人口红利之下，印度却有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无法就业。在此次选举期间，大批年轻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并通过大众媒体表达了他们对国家停滞不前的愤怒和失望。这既包括对工作机会的渴求，也包括对腐败、高通货膨胀、政府不作为等现象的不满。随着2010年以来一系列腐败案的爆发，印度政府的公信度和威信在印度民众心中大打折扣，民众求变心理十分迫切。

　　在各个选区的席位分布上，人民党的票仓主要集中于政治影响力很强的印度北部，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西部。就具体席位而言，人民党获得了北方邦（Uttar Pradesh）80席中的71席，中央邦29席中的27席，比哈邦40席中的22席，马哈拉施特拉邦48席中的23席，而在古吉拉特邦，人民党更是大举全胜，拿下了全部的26席。值得注意的是，北方邦和比哈邦一直被认为是国大党传统的优势区域，人民党在该区域的获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

　　当然，在一些地方性特色很强的邦，人民党仍很难在短期内获得优势地位。如在席位大邦西孟加拉邦，人民党只获得了42席中的2席；在泰米尔那杜邦，人民党只拿下了39席中的1席；在旁遮普邦，人民党也只拿下了13席中的2席。一般认为，这三个邦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印度与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巴基斯坦的关系。而在经济落后和安全局势不容乐观的印度东北部地区，除了阿萨姆邦外，人民党在其他几个邦的支持率均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东北部地区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心理距离较为遥远。

　　政治碎片化与新的施政方向

　　2014年的印度议会选举中，德里的平民党（AAP）曾一度成为除国大党和人民党之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平民党具有较强的草根基础，提倡反腐败与改善民生，赢得了底层百姓和城市居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支持，是一股颇具潜力的新生势力。虽然该党势单力薄，没有从政经验，“在印度共和国日庆典期间发起的静坐抗议活动，以及该党持续不断的乱哄哄的网络造势，都给舆论留下了不成熟的印象”，[3] 但该党重拳反腐的造势和各种惠民政策主张成功分流了国大党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从而使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态更加碎片化。

　　碎片化的表现之一即相对于其人口基数，印度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仍较低。如《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描述的一样，“好辩”的印度人也许很擅长公众辩论，但却并不能说明每人都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2009年大选，印度民众的投票率是57%，并且区域之间以及邦与邦之间的差异极大，此特点在2014年大选中仍有所体现。在效果上，“印度政治的碎片化，导致了过去近30年来印度国家权力的弱化、政党政治的联邦化”。[4] 这种权力的分散以及不负责任的政治对抗，使政府整体的施政能力大大下降。特别是在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党派斗争、以及同一党派内部的派别斗争，都极大阻碍了印度国家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此次大选的博弈结果也表明，某些社会群体对印度繁琐、低效的政府体系非常不满，期望一个更加高效、更加强大、更具决断性的领导层的出现，以改变印度民主所带来的政治决策缓慢问题。

　　在此期待下，可以初步判定莫迪领导的新政府将继续强化“高效”、“务实”、“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等执政理念。其中前两种理念主要针对国内治理和经济发展，而后两种理念主要涉及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特别是与大国及与邻国的关系。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莫迪当选后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是社会及基础设施发展、行政与经济改革，以及通过解决政策瓶颈和改善国内外安全环境来提升印度的投资环境。

　　在国内发展方面，人民党在竞选中的经济主张与国大党基本相似：两党均承诺要抑制通货膨胀、重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高速铁路网络、拓展工业走廊，以及简化税收机制。不过，人民党在对国外直接投资上的态度与国大党截然不同，在竞选中人民党坚决反对外商在综合品牌零售业直接投资，以便保护印度国内的就业。而在其他领域，人民党则承诺会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在目前人民党在印度议会占多数的情况下，新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具有先天优势，也更可能成功。在经济发展处在机遇期的同时，国内安全也是新政府将面临的一大挑战，这既包括东北部的民族分离运动，也包括印度国内的“红色走廊”【萨尔派（毛派）武装分子】，以及跨境恐怖主义。对莫迪而言，可能还要面临着如何淡化其“反穆斯林”标签的任务。

　　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人民党可能将更加积极地利用一切资源（包括印度潜在的软实力）来推动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既包括区域层面，也包括全球层面。整体而言，在莫迪任期内，鉴于其将更加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较好的周边环境，因此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可能将趋于平稳，而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继续加强。在亚太地区层面，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仍会沿着原有路径继续推进，这主要源于日本在推动与印度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有非常细致的战略设计：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对印度FDI总体呈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1月，日本对印度的FDI为10.09亿美元，占印度外商投资总额的7.34%；在机制设计方面，2011年印日达成了《印日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并在比较软性的机制设计上取得了进展；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还试图以民主国家标签来强化与印度的亲近感，在亚洲打造所谓的“民主菱形四角”。总体而言，日本对于发展与印度关系有着很强的战略动因，主要是人们说的“中国因素”的影响，而印度发展印日战略关系从本质上讲仍是印度国家发展的利益所在。

　　转型印度与中国

　　莫迪的胜利，是政党之间的更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十年印度社会发生了缓慢但真实的变革。在选举中，莫迪及其竞选团队不断强调两点：发展和有效治理。以此为代表，印度政治出现历史性洗牌，国大党以福利为重点的竞选方略意外受到普遍否定，而人民党倡导的“古吉拉特邦发展模式”不仅使穷人相信市场能为其带来收入，也使中产阶级看到印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莫迪上台后，其最大的优势资源之一是民众求变、求发展的心理需求；而障碍则包括地位稳固的国家官员对改革后可能失去的“特权”的抵制，以及人民党在改革税收政策、劳动和土地法等制度设计上影响力的缺失。因为这些变革均需要议会上院的支持，但上院并不受印度人民党控制。

　　转型中的印度为中国及中印关系发展提供了机遇。当前，至少在国家战略上，“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印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在西方宣扬“金砖国家整体失去光芒”的大背景下尤其重要。中印在双边投资方面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印度新政府能在改进繁琐的官僚程序、繁重的劳动法规和投资法规上有所作为，必将吸引中国企业考虑在印度进行投资，这既包括制造业方面，也包括基础设施方面。在中印均专注于国内发展的前提下，两国较为容易实现2015年10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预计至202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4000亿美元。如果能实现4000亿美元的贸易，中印两国的贸易额将超过中美之间的贸易，这将真正形成西方一直宣称的亚洲崛起的局面。

　　2013年，中国提出了对南亚的两个经济走廊，这是中国在重新思考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棋盘下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机制已经从1999年的“二轨”论坛，成功上升为“一轨”的经济走廊。作为该机制两个终端的中国和印度，如果能在地区机制的构想和实施上积极合作，并将进一步带动周边小国的发展。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南亚次区域，“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许可以考虑通过“发展”来构建一个安全共同体。中印可以尝试通过经济上的联结，逐步在发展模式上相互融合，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从以制造业带动经济发展为主向以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为主的转变趋势是必然的，而印度可能正在朝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向转移”。[5] 在印度转型的背景下，中印应一起积极探索合作的空间、创新合作的方式、强化合作的力度。（杨晓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1] 王红生、 B.辛格：《尼赫鲁家族与印度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2] 毛四维：《印度选出了一个政治强人》，载《联合早报》，2014年5月20日。

　　[3] Swaran Singh：《影响印度政治的民意调查》，载《东方早报》，2014年2月17日。

　　[4] 陈金英：《政治日益碎片化中的印度人民党》，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8日。

　　[5] 赵江林：《中印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研究》，载《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63—66页。

 

--

杨晓萍  YANG XIAOPING

博士，助理研究员  PH.D/ ASSISTANT PROF.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NIIS)

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电话（tel）：+86 10 64039035

传真（fax）：+86 10 64063041

电邮（email）：xpyang@c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