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的疫情防控，对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一份必须要交的答卷。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韩国，是中国之外疫情爆发颇为引入关注的国家之一。但在2月下旬，从爆发到拐点、再到低新增的稳定管控，韩国仅用了20天，之后新增病例数一直较低。堪称有效应对疫情的背后，韩国有着怎样的应急反应制度和治理机制？
以下为正文：
韩国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经常被看作是一个大国环伺之下的地缘经济政治困境中的小国。实际上，韩国并不小，它的人口5100万，GDP已经达到1.6万亿美元，与俄罗斯相当；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是俄罗斯的3倍。可以说，韩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崛起为拥有现代工业体系的发达国家。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考中，韩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一份还算令人满意的答卷。
图片来源：韩国疾病管理本部（KCDC）
（韩国疫情增长高峰已过去，现已遏制住了快速蔓延的势头。）
北大俞可平教授曾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分别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我们不妨以这五个标准来看看韩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此次疫情当中的表现。
第一，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和规范化。制度和规范化，要求政府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在此次疫情中，韩国以公共卫生体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严格按照传染病预警和应对等级，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
公共卫生预警和应对体系，对于一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至关重要。这个体系是否完备，是否能及时地发挥作用，关系到抗疫大局。理想状态是，只要这个预警体系完备且正常工作，不论哪个政党当政，它都会自动报警、及时传递疫情信息，并在各有关部门产生联动。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韩国公共卫生预警和应对体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韩国公共卫生预警和应对体系的“控制塔”是疾控中心，在韩国叫“疾病管理本部”（KCDC），它发挥了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作用。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之后，疾病管理本部从原来的“室长”级提升至“副部长”级，隶属于保健福祉部。此次征战新冠，疾病管理本部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根据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发布的《传染病灾难危机管理标准手册》（2017），韩国的传染病危机警报体系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关注”（蓝色）、“注意”（黄色）、“警戒”（橙色）、“严重”（红色）。2020年1月3日，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发布信息，因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大批肺炎患者，疾病管理本部迅速组成相关疫情“对策小组”，启动了紧急状况室24小时应对体系，加强对自武汉入境者的检疫。这份通告足足有两页。通知要求曾经到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只要出现了发热和呼吸道症状，就必须向疾病管理本部呼叫中心(1339)报告。韩国立即启动与中国卫生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紧密合作体系，继续收集情报并进行风险评估。随后，韩国相继在、1月20日、1月27日、2月23日启动、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在各个不同的级别，各有关部门是按照危机管理标准手册来应对的。由于疫情在大邱、庆北等地发展势头凶猛，韩国此次红色预警略有提前，强调这是“先发制人”的应对。
第二，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的意志能够比较充分的表达。
在此次疫情中，为保护国民安全、经济利益和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韩国文在寅政府采取强力应对措施。尽管如此，依然遭到不少韩国国民的反对。在青瓦台网站上，前4条最热的请愿都与疫情相关。根据韩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在30天内联署超过20万的请愿书，政府有关部门都要予以回应。
1月23日，有韩国网民在青瓦台网站上请愿，要求韩国政府禁止疫情国居民入境，30天之内得到超过76万人的联署。2月25日，该请愿被青瓦台驳回。2月4日，韩国发布对访问过湖北的外国人入境限制。文在寅政府对中国相对柔性的入境决定，招致反对派的严重抗议。当天就有韩国网民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弹劾总统。截至3月5日，这条弹劾总统的请愿，得到146.9万人的联署。
同样，支持文在寅政府的国民，也在青瓦台网上请愿，截至3月17日，有约133.5万人联署。还有一个热点就是，截至3月17日，有超过130万人联署要求强制解散新天地教会。
第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比如，在韩国严峻的防控形势下，首尔市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在光华门等地举行集会。但是，2月22日，在首尔光华门，依然举行了大规模集会。集会组织者全称是“文在寅下台泛国民斗争本部”，由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全光勋牧师等发起。对于这样的行为，首尔市市长朴元淳赶到集会现场，苦口婆心，劝集会人群立即解散回家。2月24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违反选举法为由签发了对金光勋的逮捕令。
2月26日，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传染病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检疫法》、《医疗法》，统称“新冠3法”。对传染病的预防及管理相关法律的修订,将使在传染病疑似者阶段就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尽快应对新型传染病。比如，对于违反住院或隔离措施的人，惩罚从现在的300万韩元以下罚款强化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提高了威慑力。
第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
此次韩国疫情从1月20日第一例输入病例，到2月18日第31号病例确诊，基本处于稳定可控的状态之下。从第31号病例开始，大邱和庆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爆发。如果从2月18日算起，到3月15日韩国把单日新增病例控制在100人以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够控制住疫情蔓延的态势，还是相当有行政效率的。
再从病毒检测试剂盒来看，韩国疾病管理本部早在2月4日就向KOGENE生物科技公司颁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诊断试剂紧急使用许可，并将检测机构扩大到所有获得优秀检测室认证的医疗机构。2月12日、2月27日又有三家公司获得紧急使用许可。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这四家公司每周能生产1.5万个试剂盒，可以支持每周40万人次以上的检测量，极大地支援了韩国的疫情防控。
“紧急使用许可制度”是指担心传染病大流行、急需诊断试剂，但国内没有许可产品时，疾病管理本部长要求的诊断试剂经食药处长批准，可以限时制造、销售、使用的制度。据称，如果不是紧急许可，要想获得批准，可能需要至少8个月的时间。据报道，目前在向韩国政府申请紧急使用许可的生物技术企业还有数十家，有数十个国家在向韩国相关企业采购检测试剂。由此可见韩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它的生物科技产业之发达。
第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此次新冠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各个政府机构、各级地方政府都行动起来，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之下，共同应对危机。在四级预警下，相关政府部门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
比如，在红色预警启动后，行政安全部要建立和运营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派遣现场状况管理官员到地方政府；外交部要收集海外感染病信息和向海外传达国内传染病动向，对发生传染病国家的在外国民进行预防教育；国防部要进行军医、护士等防疫所需的人力支援，以及相关设施的支援，要对军人传染病预防管理；消防厅要持续支援启动传染病患者转移机制，将感染病患者转移信息向主管机构迅速传达；警察厅要维持患者隔离和出入管制等社会秩序、进行人力支援和预防管理、提供患者等跟踪调查者地址等；法务部要提供本国以及外国人出入境记录等，出入境管理强化对策实施，监狱等收容保护设施传染病预防管理；国土交通部在必要时减少航班乃至调整航班；组织航空、铁路、公交大众交通多种利用交通设施从业人员及乘客的防疫活动及运行相关制度；食品药品安全部要鼓励持续生产传染病治疗剂等。
概言之，截至目前，韩国已经基本遏制住疫情快速蔓延的势头。当前韩国并没有下调传染病危机预警的级别，将继续维持严密防控的态势，防止海外输入和国内的聚集性传播。此次疫情，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韩国国家治理现代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