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为东盟的创始成员，在华盛顿看来，它在东盟共同体塑造方面扮演着“军师”的角色，因此美国视新加坡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关键一环，试图把新加坡打造成东盟落实该框架的“模范生”。而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与美国加强经济联系，在比较竞争中获利，也符合新加坡的战略利益。传统上，新加坡是美国第二大亚洲投资来源地，美国是新加坡的最大投资者。新加坡在美国的投资和美国对新加坡的出口支持了超过25万个美国就业机会，这是全球化发展给双方带来的红利。

　　这次戴琪与新加坡同行商谈了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加强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因为这两个领域属于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乌克兰危机外溢、全球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之际，以安全为前提的印太经济框架恐怕难以如美国所愿。

　　客观来说，美国和新加坡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方面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数字经济方面，美国借助多边贸易谈判体系，拥有数字经济贸易规则的主导权；而新加坡则是《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享有数字经济规则谈判的优先权。在绿色经济领域，美国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为抓手，可以在环保、劳工标准等方面提高门槛，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新加坡则在区域内第一个实施征收碳税，积极鼓励绿色债券的发行和投资，大力开发清洁能源。

　　然而这种比较优势的合作能否被东盟国家接受，还是一个未知数。东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的还属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薄弱，严苛的数字经济规则不一定适合区域内国家。在绿色经济方面，过高的环保和劳工标准，势必提高东盟国家产品的成本，使其难以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

　　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方面已经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数字经济方面，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电信部长会议、中国-东盟电子商务峰会、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论坛等合作机制，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技术研发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绿色经济方面，双方以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为抓手，在减贫、环保、低碳等方面进行了良好合作，逐渐开始形成南南合作的新范式。

　　因此，美国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试图把东盟作为围堵中国的突破口，最后很大可能将事与愿违。在疫情期间，中国与东盟贸易出现逆势增长。2021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4836.9亿美元，同比增长26.1%；自东盟进口3945.1亿美元，同比增长30.8%。东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体现了中国同东盟合作的韧性与巨大潜力。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双方合作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激发更多需求与市场。而以排他性为出发点的印太经济框架，显然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大势不符，很难给地区带来持久的红利，注定难以有效推动。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利用自身的全球霸权，推动印太经济框架可能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冲击。根据白宫公布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将由覆盖不同议题的多个模块组成，签署国无需加入所有模块，但必须同意所加入模块的所有条件。这实际上就是由美国制作“菜单”，各国来“点菜”，以价值观和规则为核心，建立独立于中国的关键供应链体系。

　　如果按照印太经济框架的逻辑，未来中国在经济安全环境方面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可能面临以过高环保和劳工标准衡量，受到更多“妖魔化”或污名化的挑战；另一方面，西方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关键供应链体系将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多的挤压，这可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冲击，造成更多的“卡脖子”难题。为此，我需保持战略定力，以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妥善应对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挑战。（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