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当今中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其中最大变化还是中国自身崛起。中国外交呈现出迅速学习化的特点，正处于一个大有作为和书写历史的时期。从学理上讲，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是中国几代国关人的梦想，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大量丰富的外交实践。
本书以外交环境变迁为背景，从当代中国的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新兴经济体外交入手，又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审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角色，全面剖析了中国近年来的外交行为与国际角色。本书还回答了我国年青一代学者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国际角色的这个宏达的历史问题。
作者简介：
王俊生，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兼职副部长。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美国美利坚大学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访问学者。著有《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朴槿惠政治经济学》（第一作者）。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多项课题研究，多次获奖。
序 言
蔡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前部长、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王俊生副研究员是我十多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带的博士研究生。上学期间，俊生同志勤奋好学，有志于学术研究。2009年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短短几年工夫，不断有研究成果面世。20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世界知识出版社）。那本书是在我指导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后出版的，之后他一直持续关注这一课题。这次他拿着刚刚完成的书稿《变革时代的中国角色：理论与实践》向我汇报并请我代为写序，我阅读全书初稿后欣然同意。
在俊生同志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就建议他多关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特别是将近三十年的外事工作经历中，我深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极为生动，经验极为丰富，相比之下，关于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理论的研究显得滞后、薄弱，成果有限。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是形势比人强，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想，在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变化面前，旧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方法，甚至概念范畴都显得心劳力拙，实践呼唤着思维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从主观原因看，相对于国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我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乃至外交战略研究中变革的深度、广度、力度、速度都比较有限。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甚至历史节点上，恐怕是在所难免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历来如此。因而，直到前不久，我们仍深感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事务，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学界的认识和理解都还像万花筒一样，各执一词，不断变幻着“西洋景”。历史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呼唤，创新创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战略，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到外交战线和国际关系学界面前。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其中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最为突出、最具创新特色的，是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倡议。“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命题，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极具宏大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战略眼光，研究和理解这两大命题，是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方向的最重要的切入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秋天提出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型跨境投融资机制成立并发挥作用，中国企业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我们在为这些实践成果而欣喜的同时，更要密切关注，深入思考，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阐释这个本质。在当前国际政治乱象丛生，“逆全球化”潮流涌动，区域不稳定因素复杂交织的历史当口，“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将促进各民族文化、多种文明之间宽容共生、交流交融，为全球化的发展举旗、定向、增力、赋能，引导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只理解为中国的一项以我为主、单方面的、带有强烈主观意图的主张和决策，不要把“一带一路”解读为只是中国的战略，不能把建设“一带一路”和国内去过剩产能、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走出去、扩大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等进行简单联系。更不能把“一带一路”视为在全世界推广“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尝试。实际上，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这一倡议的目标：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总体目标是：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里已经明确提出了“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一脉相承、逻辑相通、而又比“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宏观、更加高远的命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和我们党关于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思想理论，在研究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世界格局转型、国际秩序体系变革等新时代的新情况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当今世界发展与人类未来走向的判断，反映出对整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发展方向和未来变革的期待。
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再早一些，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合作共赢的观念被明确提出来。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的主旨演说中指出了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内涵：“一、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这个演讲篇幅不长，但非常深刻，代表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大势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判断，与当年邓小平同志所做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非常相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概念非常值得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认真体会。我们要超越争论，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的讲话中，认真体会这个内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内核。之所以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世界各族人民、各个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到，“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指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到，“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说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两个基础：联合国宪章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前者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上，不是另起炉灶；后者表明要以创新精神适应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调整现行的国际关系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和发展前景：一、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着眼人类命运的历史规律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决定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通过推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道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争取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而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理想和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开题的原因。
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一贯持“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执其两端用其中”“协和万邦”等合作共赢逻辑，这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基础、伦理和道德基础。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们传统文化中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美国文化的核心观点是源于新教资本主义的“天赋使命，拯救他人”，这与中国提倡的“君子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有很大不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与国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要关注和平相处之道，寻求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文明中的“中庸之道”相吻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这就是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中正平和、相依相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道的体现。近年来中国外交所强调的新理念、新倡议、新观点都体现了这一特色和风格。
我们要坚持、实践、阐释这些新理念、新倡议、新观点，使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了解、理解、认同“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高度重视周边环境，首先下大力气搞好周边外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
就亚洲命运共同体而言，它包括三个核心：一、以推动亚洲经济融合，深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造福亚洲人民为核心的亚洲繁荣观；二、以和而不同、以人为本、讲信修睦、平等包容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三、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为了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做好周边外交，首先要文化先行。在历史上，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华文化和汉文化圈，儒家和佛教影响巨大。这是中国倡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巨大优势。要充分利用文化相近、地缘相通、血缘相连的历史联系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要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中和、协和理念。从故宫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和谐、“和为贵”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中国推动亚洲和平与发展、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古为今用，学会运用中华文化中的“大写意”精神，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登高、望远、深思、远虑，要向亚洲贡献中国智慧。
要坚持和平发展，防止大国沙文主义，放正姿态，谦逊有礼。越是发展越是有实力，在国际上越要以谦虚的姿态出现，自豪而不自满，自信而不自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流亡中国期间写了赞扬中国的诗句，“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你是一个大国，从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平等相待”，正是中国的这种大国风范赢得了西哈努克亲王的赞誉。中国必须维护好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正面形象。
对于理论工作者，要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做深入研究，提出体系性的论证和阐释。比如，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构架是什么？命运共同体与现有的各种机制是什么关系？如何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落实到中国外交实践中？在中国前所未有重视周边外交的背景下，如何首先建成“亚洲命运共同体”？
我很高兴的看到，俊生博士在上述问题上也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此外，他这本著作还分析了中国外交环境变化、应如何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体现了年轻人勤于思考和敢于思考的特点。他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金砖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所做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与观点。通过对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案例分析，俊生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外交关系中的轻重缓急做出的思考，也很有意义。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大量丰富外交实践，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里丰富的外交智慧，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可以说我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研究已经迎来了又一个春天，让我们一起来拥抱这个必将百花盛开、百鸟争鸣的美好季节。
目录
导论 变革时代的中国角色
第一部分 从外交环境看中国角色
第一章 中国角色成长的国际环境：喜忧参半
第二章 中国角色成长的国内环境：半自主社会因素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界定：内外互动的视角
第二部分 从周边外交看中国角色
第四章 亚太地区形势与中国周边外交：相互间疑虑增大
第五章 美国在中国周边全面布局：压力空前加大
第六章 中国周边外交推进的抓手：“命运共同体”
第七章 中国周边外交推进的具体政策：“一带一路”
第八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同重要
第三部分 从当代外交实践看中国角色
第九章 中国与发展国家的关系：角色同质与异化
第十章 “金砖国家”机制化与中国角色：带倾向性的多边合作
第十一章 中国与大国关系：社会化学习与外交转型
结语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崛起的角色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