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执行主任梁玉心教授对新加坡抗疫进行了经验分享。

　　国际问题专家们对越南、朝鲜、韩国、泰国等国家的疫情防控举措进行了深入讨论，着力发现这些国家如何基于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抗疫道路，如何取得较为良好的抗议成果。与会专家认为，上述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大多坚持科学防治疫情的基本态度，在积极防疫的问题上形成了广泛的国民认同，有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力，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或社会文化的支撑。

　　与少数国家积极的抗疫成效不同，多数国家仍在苦苦摸索走出疫情之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控制疫情的大规模传播上捉襟见肘，治理效果不理想。诸多发达国家具备优越的医疗技术和防控疫情的资源手段，但在面对疫情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率和效果，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与会专家们认为，这些国家的疫情防控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领导人和国民对待疫情的态度消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没有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复杂掣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能力欠缺等，同时还有宗教和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

　　关于疫情给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造成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指出，如果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全球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这一历史时期到来序幕的正式开启，那么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暴发则是这一历史时期正式降临的显著标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场灾难仍在进一步撕裂世界，正在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叶海林指出，新冠疫情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但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在某一个方向上前进的速率。

　　来自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的院长朴泰均教授表示，我们对新冠肺炎的了解仍非常有限，在全球新冠疫情的防控方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1月2日，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院长朴泰均。

　　关于疫情下的国际合作，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表示，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是在2003年参与抗击SARS病毒时建立的，当时中国的科学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中国现在强大且资源丰富，拥有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过去几年的进步证明了中国在投资以及科研方向的正确领导。现在该轮到中国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之人。我希望美国将成为中国的忠实合作伙伴。不过，我们国家之间最近的摩擦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障碍。

　　11月2日，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伊恩·利普金。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指出，新冠肺炎对人类的威胁还远未结束。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到既有效防控疫情，又维护经济社会正常运转，仍是摆在各国政府和民众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指出，在当前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把疫情防控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把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很多内容结合，这种学科的跨界和融合是特别好的典范，后续还需要在治理框架、国家开放度、文化价值观、公共政策的确立标准、国际话语体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世界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抗疫方法，也很难用一种方法套用到所有国家，只有基于本国国情、充分动员各种资源来积极应对疫情，加强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取得全球抗疫斗争的胜利。 

　　2020年11月5日 综合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