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超越障碍、走向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综述
2010年10月13～14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超越障碍、走向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共设“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农产品问题”、“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主导权问题”、“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区域外因素”、“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历史问题”、“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地区安全问题”、“超越障碍、走向未来”等六个议题。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作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系列之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承办。
一、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农产品问题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全球合作研究部部长崔世均教授认为，全球范围内区域化趋势的加强进一步加大了东北亚地区实现一体化的必要性，东北亚各国都在积极推进该区域的FTA，而东北亚地区FTA等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绊脚石之一的就是农业问题。如果该区域内的国家在东北亚FTA谈判中能够发挥充分考虑农业部门敏感性的灵活性，事前构筑合作基础，东北亚经济共同体诞生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加大。为使东北亚地区FTA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取得最大效益，首先需要进行旨在促进国家间交易的合作。
崔世均教授主张，为促进交易，要要优先创造能够顺利进行交易的基础条件。即对被称为非关税壁垒的技术事项协调标准、共享信息。在东北亚国家之间协调动植物检疫、通关程序、规格、标识、标准等问题，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可以增加区域内交易的比重，促进合作的加强。东北亚地区双边或三边FTA必然会促进农产品交易，由此流入有害食品、有害病害虫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为防止威胁国民健康、扰乱流通秩序等问题的发生，消除对这一方面问题的忧虑，有必要制定适当的区域内食品安全系统管理方案。此外，还需要在符合动植物检疫（SPS）、国际食品规格委员会（Codex）标准的农产品及食品的生产和交易方面加强合作。
东京大学大学院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系本间正义教授表示，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协作，难以避开农业问题。至今，日本、韩国所缔结及达成的FTA/EPA中，农业也都是其争论的焦点，如日本墨西哥协定为此推迟达成、再如日本泰国协定也为此未能完成初期目标等。还有韩美FTA，如果不能克服农业问题也将难以生效。从目前世界各国已经成立的FTA、EPA来看，对待农业与非农产品几乎都以不同的“揽子”来处理。中日韩FTA也不得不将农业与其他领域分别对待。但是，重要的是三国间的探讨不应仅限于最低限度的农业领域，而应探索综合性的农业方略。如果仅以降低关税论胜负为目标，则谈判就难以取得进展，但如果从农业整体出发进行取舍则可有更大的相互让步的空间。
本间正义教授建议，为了探讨横亘在中日韩之间的农业问题，有必要尽快建立讨论三国农业政策的论坛。参与者应不仅限于农业相关人士，而且要有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参与到其中。中日韩之间如果能够以共同的认识来对待农业问题，那么它将不仅适用于中日韩，还将成为亚洲农业整体的理想范式，亦即可以期待其成为亚洲共同的农业政策。
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博士则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农产品谈判难度很高。长期受高关税保护的日本农业是制约日本对外谈判FTA的最大障碍。韩国农业敏感程度和保护程度也相当高。目前，中国农产品关税在中日韩三国中水平最低（15.1%），非关税壁垒相对较少。日韩两国都是农产品纯进口国，对农产品规定了高关税（21.8%和47.8%），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障碍重重。农产品问题在日韩都已超越经济范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建设中日韩自贸区需要日韩做出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抉择。如中日韩三国不能就农业问题达成共识，建设自贸区的瓶颈就难以消除。只有三方都做出合理让步，才可能越过这道障碍。在相互信任和贸易可控的前提下，中国农产品加大对日韩出口某种程度可成为有利于日韩农产品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中日韩应客观、理性认识和看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在宏观战略层面，着眼于中日韩各国经济发展整体效益，互予互取。建立以农产品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为核心的中日韩合作共赢机制，减少日韩农民损失。
张建平博士建议，日韩应考虑建立行业间补偿机制，通过国内利益调整缓解部分农产品行业损失；从中日韩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寻求农产品问题的解决之道；对某些非常敏感和比较敏感的农产品可采取特殊措施或分阶段降低关税以缓解对日韩农业冲击。
二、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与主导权问题
立命馆大学国际地域研究所所长松野周治教授认为，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背景，确认了日中韩FTA等面向三国协商制度化的共同主导模式。为使三国共同主导得以发展，贸易、投资、金融等具体项目上的合作体制安排尚欠完备。为此，需以广阔视野认识日中韩三国合作机制的意义与作用。
他表示，日中韩三国都都由小农社会发展而来，要实现东北亚三国合作，应发展与以前欧美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相同的诸要素，如农业的集约化、多元化与农村的小城市化、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复合型工业化等。
松野周治教授建议，从三国国内及相邻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中朝俄边境地区及大湄公河地区（GMS）的议题出发，重新确认由三国共同推进这些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另外，还应把握三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特性，以确认日中韩协商合作的重要性。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组长郑衡坤教授认为，除了由外交、安保、历史等问题引起的韩中日之间的纠纷以外，韩中日三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的主导权之争也是推进韩中日FTA的阻碍因素。
首先，韩中日三国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主导权之争。三国的出口产业结构逐渐趋同，意味着三国不仅在区域内市场，而且在海外市场日益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不巧的是，韩中日三国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的产业不仅是各个国家的主力产业，同时又属敏感领域，这也是韩中日FTA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韩中日三国经济结构的类似性及由此引发的为确保比较优势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将会成为推进韩中日FTA的主要阻碍因素。
其次，韩中日三国在非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主导权之争。二战后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较之区域内国家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没有形成推进地区主义的动力，但最近围绕着地区主义形成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中国积极致力于在包括“10+3”在内的东亚地区主义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抬头，将东亚地区合作作为牵制日益增强的中国影响力的手段加以利用。在军事安保方面，日本将朝鲜核武器和中国军力增强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大力发展军力，并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参与美国的全球军事活动。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韩中日三国围绕着大规模中心港口的建设、确保资源和能源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郑衡坤教授建议，为使韩中日FTA成为可能，三国不仅要在敏感领域采取互相让步和合作的态度，而且要对现存的外交安保问题加强管理，使其不再成为推进韩中日FTA的阻碍因素。今后韩中日三国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构筑信赖关系，致力于消除现存的各种外交及安保方面的阻碍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教授认为，区域合作中的主导权问题包含着多个层面，既有由谁主导的问题，也有如何主导的问题。
区域合作主导权是一种与公共产品提供密切联系的关于合作路径或合作模式的倡议权、选择权或决定权，是进一步分析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的基础。在现阶段的东亚，政治安全类公共产品尚无明确需求，而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公共产品，即稳定的金融环境和发育完善的区内消费市场是下一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推动合作走向深入所需要的合作模式、规范作为提供上述两类公共产品的保障，也是东亚目前需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通过比较这三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模式，王玉主认为，在区域合作模式上，以东盟为主导的“10＋”模式目前仍具有现实生命力，坚持这一合作模有利于东亚合作的稳步推进。
他表示，随着经济合作安排的深入，区域合作必将向各方联合主导模式过渡，其中，经济实力强、乐于为地区做出贡献的国家将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三、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区域外因素
韩国庆熙大学校中国语学科朱宰佑副教授认为，有关韩中日FTA的讨论自1999年开始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今天受到韩中日三国首脑极大的关心和积极的支持正在得以展开。为了积极促进韩中日FTA，韩中日三国首脑发起了具有独创性的三国首脑会谈，并积极开展事务会谈。在此过程中韩中日三国在必要充分条件形成构思并建立制度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未能解决作为结出硕果的另一个充分条件即领导能力问题。
他表示，在无法期待中国和日本的领导能力的情况下，唯一的方案就是依靠地区大国美国的领导能力。在缺乏美国的意志和意愿的状况下，韩中日三国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是如何确保美国的领导能力。美国缺乏发挥领导能力的意愿的原因可以从其东（北）亚政策和战略中寻找。为了诱导美国的领导能力，韩中日三国应该更加紧密协商，提出可行的方案。
日本明治大学伊藤刚教授认为，日中韩自由贸易区合作的一个重要区域外因素就是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美国维持自己在亚洲地区优势的战略是，利用各种的理由分裂亚洲。有时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有时是基于“历史”认识在东亚存在的对立，有时候是美国故意引发争执，最后拿出美国制定的公约来平息。曾经被散布的所谓“政冷经热”言词就是代表。
东亚地区的“统一”、“共同体”、“最高首脑会议”等动向，正因为试图对上述亚太地区的现状加以改变，才会使美国对东亚融合为一的“共同体”构想表现出疑虑。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任时，对东亚首脑会议是“去美国化”的批判仍然让人记忆犹新，他认为亚洲实现“共同体”的一体化举动极可能动摇迄今美国在亚洲的优势。美国提到在东亚仍然有潜在的对立因素，既是为了出示对立的事实，也是为了表明美国在亚洲保持影响力的原因。
伊藤刚教授表示，亚洲各国彼此在某种程度的对立状况、朝鲜半岛存在的危机等，不可避免地会强化美国停留在亚洲的必要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晋林波研究员在会上表示，近年来，美国开始采用“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即通过与部分国家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和金融体制改革，最终推动WTO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
从宏观上看，美国的FTA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谋求全面增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美国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在选择FTA对象国时，除经贸利益外，经常更重视在政治外交安全领域扩大美国在该国或地区的利益和影响。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以色列签署FTA、九十年代建立北美自贸区（NAFTA）之后，美国的FTA触角不断扩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动向尤其引人注目。目前，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美国FTA的现实目标。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将加入2006年由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四国签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努力扩大其会员国。澳大利亚、日本、越南等国已经表态支持，美国希望TPP能够发展成为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国在内的规模空前的区域自由贸易区。
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扩展FTA的政策，将对中韩日三国自贸区建设产生多重复杂影响。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安全层面来看，美国均称得上是对中韩日自贸区建立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因素。美国虽然呼吁建立亚太自贸区，且已与韩国签署双边FTA，也希望与日本展开FTA谈判，但对中韩日三国探索建立自贸区的动向应该不会乐见其成。对美国来说，如果中韩日签订FTA，不仅三国间的贸易投资会飞跃发展，逐渐形成经济共同体，三国间的政治安全关系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其结果会导致美国在东亚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相对弱化，甚至边缘化。中韩日自贸区的建设速度越是超前于包括中韩日三国在内的亚太自贸区和TPP的发展速度，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和中韩日FTA的疑虑和戒心就会越大。反之，如果两者之间呈现相对同步的发展，美国的担心就会减小。
晋林波认为，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通过分别调整与中、韩、日三国的双边关系来牵制或延缓中韩日FTA的进程，但这种策略的实际效果以及长远效应可能相当有限。与此同时，由于中韩日自贸区的建立对亚太自贸区的形成具有直接推动作用，有符合美国现实和长远利益的一面，因此，美国并无长期阻止中韩日建立自贸区的必要。另外，最近韩国与欧盟FTA的签订，使得欧盟成为中韩日自贸区建设中可与美国匹敌的域外因素，客观上对美国的影响力产生了微妙的制衡作用。
他表示，在目前形势下，韩国已经成为中韩日自贸区建设中美国和欧盟两大域外因素的交汇点和枢纽。中日两国可以期待韩国在调控域外因素的影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历史问题
大和综研常务理事金森俊树教授表示，中日韩三国分别和东盟各国单独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在中日韩三国之间，没有任何两国间缔结自由贸易区。因此，东北亚是自由贸易区的“空白地带”。
他表示，自由贸易区战略对象区域的选定和优先次序标准是，（1）为了实现互惠，与日本经济形成完全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2）实现贸易自由化至一定规模之后，要给贸易自由化参加国、参加区域带来贸易产出和激活经济的效果；（3）通过建构能够在国际社会发出区域总体意见而非一国意见的框架，加强区域的国际话语权；（4）实现FTA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应该能够决定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各种标准。按照这些经济标准、政治外交标准、现实的可能性标准，在日本看来（中韩也许同样认为），特别重要的区域就是东北亚。
尤其从政治外交标准的关系来看，历史性地实现了经济相互依赖和政治合作两者之间的表里如一，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层面区域合作的深化，政治方面的信赖关系也有所加强。作为近邻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对于改善和加强区域安全保障环境具有很强的意义。从美国和欧洲自由贸易区战略也可以看出，对于日中韩而言，自贸区的建构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从各国富有策略的战略性的外交政策来看，在安全保障方面有重大意义的东北亚地区，构筑EPA（经济伙伴协定）稳定的经济发展框架，能够有益于本地区的政治稳定、加强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金森俊树教授认为，三国间自由贸易区的建构，能给三国带来经济利益，还能有助于地区的安全保障和政治信赖的形成。以上认识在中日韩三国的产业界、政府和学界达成共识，会成为自由贸易区实现的助推力，还将能够超越历史问题。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朴泰均教授认为，历史上韩中日三国具有经济共同体性质，之间展开的东北亚贸易已经持续了数千年。这种贸易与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和冷战时期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即前近代的中韩关系和中日关系虽然并非对等的关系，但在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关系上并没有出现不平等的现象。直到进入近代以后，不平等的关系才开始出现，而近代以来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导致了人们对此前平等经济关系的遗忘。
进入近代以来经历的不幸及其记忆对1945年以后韩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较之与对方的共存共荣，三国更加热衷于牵制对方和零和游戏。这不仅源于冷战秩序，而且源自对20世纪世界体制的特殊性即中心与边缘之间关系的恐惧和疑虑。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韩中日三国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经济不平等问题、在东亚地区的霸权意识问题等诸多问题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冷战，即冷战时期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与冷战以后崛起的中国发生了冲突。期间，韩日关系、中日关系、韩中关系以及半岛南北关系产生了互动，并通过“历史认识”显现出来。
朴泰均教授主张，为了解决韩中日三国面临的诸多问题，恢复和发展三国之间友好的经济关系，我们有必要借鉴历史经验，重现被遗忘的在前近代三国曾经共存共荣的历史记忆，而以何种方式重现这种记忆不仅是韩中日三国历史学界需要探讨的问题，同时也是三国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
朴泰均教授建议，将构成相互牵制因素的安保问题转化为旨在建立新经济共同区域的新的契机，通过记忆的再现和对相互间安保问题的能动性认识消除社会文化方面的戒心。在此过程中，相互间的大众文化交流将对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青一代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又需要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并让他们扩大对相互间社会文化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韩流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认为，东亚历史问题长期以来是障碍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围绕历史认识的争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始终没有停止过。东亚历史问题主要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
政治层面的问题，表现在政治家是否对近代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性质有明确的态度，对侵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殖民主义统治还是促进经济腾飞有清醒的认识。解决这一层面的问题，需要的是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原则性的判断。日本保守与右派政治家的言论，完全否认日本战后的思考与反省。同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一起，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的政治判断，是东亚历史问题在政治层面始终需要面对的任务。
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表现在由于历史体验的不同，围绕战争“被害”与“加害”的认识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当加害国的民众强调自身的战争受害而“加害”意识缺失的情况下，与被害国民众对话困难。在政治层面分歧的影响下，民众层面的认识容易带上明显的感情色彩。解决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通过接触、交流而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
在学术层面，东亚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在东亚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甚至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实证研究取代性质判断，被认为是一种强调“无构造”的历史认识论。这样的历史认识论显然潜在着巨大的政治危险。
步平教授认为，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等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的东亚历史问题，构成了东亚各国间对话的困难与复杂。科学地研究东亚历史问题的具体情况，厘清产生历史认识分歧与争论的不同层面，建立在不同层面对话的话语体系，就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有成效的对话，是摆在东亚各国历史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中韩日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地区安全问题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国际安保研究室责任研究委员赵成烈教授认为，虽然FTA的签署基本上属于经济问题，但因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因此不仅要考虑经济要素，还要考虑战略要素和安保要素。为了建设韩中日FTA，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须减少围绕韩中日FTA建设途径在三国之间存在的立场差异。中国希望通过中国与东盟的FTA和中韩日FTA主导东亚FTA。日本支持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包括在内的“10+6”方式，以期阻止中国占据主导权。韩国则希望通过韩美FTA和韩国与欧盟的FTA避免被纳入特定国家的影响圈之内。
其次，要致力于在建设韩中日FTA过程中出现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地区安保问题的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安保问题可大致分为由与该区域外国家美国的关系产生的问题，由韩日、韩中、中日双边关系产生的问题以及由韩中日三国共同利害关系产生的问题。
再次，还要消除三国之间的战略立场差异。但是由于该问题关系到各国的战略性利害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因此只能在扩大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寻找各参与国的利害均衡点。
赵成烈教授建议，为早日解决地区安保悬案，韩中日三国首先应在承认现有国际秩序、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追求地区内国家共同利益等三大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一，为防止事态恶化并平息事态，韩中日三国必须提高海军活动的透明性，采取多种构筑海洋信赖关系的措施；第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内国家实现利益均衡或势力均衡之前，要通过韩中日峰会构筑过渡性的东北亚和平保障机制；第三，要消除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协约（UNCLOS）的解释产生的分歧，早日就EEZ划定问题达成协议。
日本《产经新闻》中国总局记者矢板明夫先生就如何避免日中武力冲突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日中关系是非常脆弱的，撞船事件使日中关系回到了冰点，双方的媒体都没有任何退让意向，都非常强硬。此事日双方政府都做出了误判，所以双方的对抗才不断升级。
他表示，中国社会对日本不了解，非常警惕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领土有很大的野心，并可能不断扩大，觉得日本想压制中国，成为亚洲的领头羊。
同时，日本社会对中国也存在的担忧。如中国的军费预算每年都在增加，军事的不透明，船只不断到海外去游行，中国经济的发展等引发了日本的担心。这些，中国的政府应该对日方做出解释。中方的军事演习让日本很担忧。从中国的立场上来看，没有违反联合国的法律，但中国政府应该更好地履行说明解释的责任。
就问题的解决，矢板明夫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首先，中日双方应该搁置领土问题。其次，日中双方应经常维护对话渠道。再次，军队之间应该不断加强信息交流，建立双方的交流体制框架。最后，中国很多人批评日本媒体，说很多日媒恶化中日关系，但媒体是商业的，没有站在大局上做什么的义务。两国政府都不要去刺激媒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朴键一研究员认为，东北亚安全局势主要表现于大国之间安全关系走势和朝鲜半岛局势演变。大国之间安全关系在双边层面总体上趋于稳定，在全球层面上集中在应对全球问题和联合国改革方面，在地区层面上集中于处理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安全局势表现于朝韩关系、大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大国围绕朝鲜半岛的关系。
对日本来说，中国迅速崛起关系到国家安全，因而对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或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持消极态度。但在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持客观态度的人在增加。美国唯恐这种变化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做大，对日本夸大“中国威胁论”，牵制日本建立“东亚共同体”。中美日之间安全关系的这种态势，已成为地区大国之间安全关系制约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最主要方面。俄罗斯试图以航天工业为龙头，加快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现代化，维护和拓展它在东北亚的综合安全利益。如果俄罗斯主动提出加入中日韩建设自贸区的进程，那么除了需要中日俄韩更多地协调外，来自美国的反应会变得更加复杂。
朝鲜半岛安全局势表现在朝韩关系、朝韩内政外交走向、大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大国围绕朝鲜半岛的关系、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与朝鲜半岛关系等方面。朝韩关系是朝鲜半岛安全局势演化的根源。美国对朝韩内政外交走向、朝韩关系演变所作的战略性反应，影响其他大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大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导致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竞争与合作。大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大国围绕朝鲜半岛的关系是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不稳的主要原因。
朴键一研究员认为，一般而言，当朝韩关系向好时，就会凸显出韩日之间的历史纠葛，但因中韩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大国尤其是中日合作的空间增大，加上韩日面向未来的共同利益促使双方妥善地处理历史问题，中日韩合作建立自贸区的主客观条件会更加完备。当朝韩关系向坏时，会使韩日多些共同语言，但因中韩关系会出现变数、大国尤其是中日之间猜忌和竞争加剧，加上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影响力徒增，中日韩建立自贸区的难度加大。当朝韩关系介于好坏之间时，因其时间短暂，大国的关注聚焦于朝韩关系的可能走向，中日韩集中讨论建立自贸区不太现实。
总之，东北亚安全局势对中日韩建立自贸区的影响主要来自传统安全问题的演变，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不至于影响中日韩建立自贸区的进程。从目前的地区安全角度看，中日韩建立自贸区面临着许多困难。朝鲜半岛问题对中日韩建立自贸区影响最大，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有助于公正合理地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日韩应抓住朝鲜半岛局势周期性变化的有利时机，齐心合力地加快构建自贸区。
六、超越障碍、走向未来
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海外调查部中国北亚课课长真家阳一教授表示，2009年，日本的FTA覆盖率（与FTA已生效国家或地区间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率）为16.5%，韩国为14.4%，但如果加上已签约的美国（9.7%）及已谈判完毕的EU（11.5%），则其覆盖率将超过日本达到35.6%。中国目前为11.2%，预计今后还会增加。东亚地区迎来了真正运用FTA的时代。
“ASEAN+1”FTA网络的完全形成，使得迈向东亚地区整体FTA的动向成为今后的焦点。包含本地区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FTA构想有ASEAN+3（ASEAN和日本、中国、韩国）和ASEAN+6（+3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而日本、中国、韩国间没有启动FTA谈判，成为FTA谈判的“空白地带”。实现东亚地区广域的FTA，并达到进一步的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将使形成日中韩FTA的要求日渐增加。
今后，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国家，在WTO、APEC等框架内，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性的课题上负有责任。此外，可以期待日中韩企业在第三国展开商务、环境节能、社会老龄化等共同面临的课题上开展三方合作。为此，不应只看到两国间的贸易，而应通过改善商务环境，追求亚洲贸易、投资的扩大，有必要灵活运用三国的贸易顺差。
真家阳一教授认为，东亚地区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的一体化，可以提升整体经济，各国及地区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享受经济的后发优势，形成双赢的经济圈极为重要，这也将成为21世纪亚洲地区的发展模式。需要日中韩三国解决的课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能够精诚合作，确信一定可以构筑灿烂辉煌的东亚地区。
韩国贸易研究院院长李景台教授认为，尽管有着韩中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将对三国的宏观经济产生经济效益的诸多研究结果，但是三国之间的讨论还是脱离不了共同研究的水准。因为宏观经济的经济性创利虽然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因此，韩国和美国及欧美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经验值得中国和日本参考。
一直以来，韩中日之间的贸易投资是以市场为主导逐渐扩大的。随着三国之间的贸易投资依赖度的增长，韩中日三国需要合作的领域将从超越必然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阶段，扩大到宏观政策、汇率、气候变化、能源、环境、低碳绿色成长等领域。虽然自由贸易区不可能让这些政策上的合作自动实现，但是至少可以通过形成自由贸易区来打造更深的政治合作基础。而且，由韩中日三国推进的自贸区应扮演将其经济一体化扩大为整个亚洲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领头作用。
李景台教授建议，三国应通过深化像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来减少历史性和领土性纷争问题。我们的共同目标应是超越三国间狭小的地域性限制，走向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现在只是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为出发点，但我们不应满足于此，要目标瞄准到更高的水准上，对政策协力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研究员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否成为现实最终取决于各方对合作的成本—收益评估。这种成本—收益的评估，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大多建立在静态、短期和双边层面之上。其结果是，分歧与障碍成为政治家、经济学家、战略学家与普通民众优先考虑的问题。如何超越这种范式是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首要任务。
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再平衡。作为再平衡的一方，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摆脱原有的负债消费模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作为再平衡的另一方，东亚经济体需要做出反向调整：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因而，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同处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之上的中日韩经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考虑到奥巴马政府的“出口翻番战略”，亚洲乃至全世界将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压力。市场将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谁能填补美国留下的需求缺口？短期内，中日韩都做不到，但合作至少可以缓解这种压力。长期内，中国经济将有可能承担起这一任务。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种动态经济收益是传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所无法涵盖的。
李向阳研究员认为，应以全球视野看待中日韩自贸区的成本与收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反映了全球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亚洲之上的意愿。这一趋势果真成为现实的话，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规则制定和发展的主导者。但从过去200年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亚洲经济还远做不到这一点。一方面，亚洲经济缺乏最终消费市场，增长的动力还主要来自于区域外市场。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还是一个分散的市场，无法产生共同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还看不到形成统一市场的希望，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停滞不前。如果中日韩自贸区无法建立，可以肯定的说，10年之后，即使亚洲经济占全球的份额超过50%，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也只是一句空话。
中日韩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自贸区建设上不可能完全模仿欧洲、北美，甚至是南美的模式。否则，农产品问题、主导权问题、历史问题、地区安全、区域外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导致自贸区建设化为泡影。以创造性思维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至少要遵从以下几个原则。
李向阳研究员建议，以创造性思维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第一，各方对合作的必要性要有充分的共识。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动态、长期的和区域（或全球）层面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静态、短期和双边层面之上的。第二，各方对合作要采取包容的立场。正如在WTO多边贸易谈判中所遵从的一揽子谈判规则，而不是“点对点”的谈判规则。 第三，各方要把障碍看成是通过合作来消除的目标，而不是开展合作预设的前提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副院长在致辞中表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同时，经济与政治、安全、文化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目前，在全球性经济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和实践能够成功地克服这场危机、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方法，并且期待着亚洲为此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及其相互间的合作更加令世界关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事关重大、影响深远。为此，中日韩三国很有必要进行更加广泛的接触，就自贸区建设遇到的主要障碍，进行更加深入的坦诚交流。因此，本次会议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