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的东亚合作”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和山东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后危机时期的东亚合作”在京召开，到会专家、学者共计三十余人，就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的意义、理论问题、国别因素和合作领域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关于东亚合作的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东亚合作是目前热点问题，中央高度重视未来合作到底怎么走，专家、学者们要从战略性和理论性的高度进行思考。目前对东亚合作的研究一般从理论性探讨、现实性的FTA和次区域三个层面展开。从理论上看，欧盟的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东亚，欧盟的经验不可复制。追溯东亚合作的历史，日本在明治时期就提出区域主义问题，20世纪六十年代又提出亚太主义。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的概念才正式出现。美国提出的APEC、FTAP和TPP，其努力的方向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参与区域合作最初是为了避免被排除在贸易集团之外，实现灵活制度下的和谐共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参与合作的深入，中国在区域合作上面临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合作的范围是整个东亚地区，还是周边国家？是倡导全球性的合作，还是区域性的合作？从发展的角度，一个紧密的制度安排对中国是否有利？在区域合作制度安排上，是倾向软还是硬制度安排？后危机时代，面临结构性的调整，中国怎样来引导区域合作的方向？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贤明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论述了参与东亚合作的重要。他指出，山东走突出重点、全方位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同周边国家的合作的道路，同日本、韩国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极大地带动了山东经济的发展，未来将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李文研究员认为，东亚合作有利于改变近代以来东、西方间存在的被支配、支配格局；创造新的合作模式，丰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改变经济增长上完全依赖西方的特点；开启用自己理论、经验来诠释合作的时代。商务部国际司毛天宇处长指出，参与区域合作是中国加入WTO后的一个重点，“十二五”期间将加快实施区域合作战略，为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区域合作不但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能通过经贸协议稳定经贸关系。针对东亚合作表现的进程多、关系杂、变化快和各方对主导权的争夺等问题，他认为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对中国制定内外政策有重要意义。
关于东亚合作的理论问题。本节讨论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翟崑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经济室主任赵江林研究员在《东亚合作的地区经济背景》论文中指出，什么样的地区经济关系决定了什么样的地区经济合作。东亚的经济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即需求上地区市场缺乏和供给上资源与技术短缺。市场缺乏体现在对美国的出口分额难以取得突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再平衡压力要求扩大地区内部需求市场。过去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生产方面的扩展，未来地区市场的培育将成为主导。由于东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使得外部力量对东亚模式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东亚合作的目的就是要调整生产和消费，实现从提高生产效率到寻求地区市场的转变。鉴于这一转型是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东亚合作在目标、路径上也存在不稳定性。 客观看待“合作模糊” 阶段，抓住机遇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刘昌明教授报告了《地区主义与东亚秩序的转型趋向》的论文。他认为，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地区秩序形成的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内在动力。在东亚地区，地区主义对地区秩序影响表现在由外部主导向内部主导转变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东盟合作的加强，内部权力结构更加稳固。在地区秩序转型趋向上，东亚合作正经历从大国主导到小国多元主导、从政治安全向经济社会秩序关注、从外部力量到内部力量的过程。东亚地区秩序转型的可能性取决于内外因素，是个渐进的过程：内部来说，充满矛盾，存在内源性困境；外部来说，美国是重要的强制力量。从地区主义和东亚秩序转型看中国的战略选择有两种，一是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秩序中，二是推进以自我为核心的机制。美国主导的秩序与东亚内在秩序的较量取决于中国的崛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秦治来副研究员在《地区主义的“开放性”问题》论文中，分别就APEC和东亚合作中的开放性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未来东亚合作中，核心国要勇于承担责任，合作要强化制度性的机制建设，和注意地区认同。对于开放性，应着眼于脚踏实地，照章办事和志存高远。翟崑研究员在总结中认为，定义东亚这个概念的范围，关键是要清楚“谁的东亚？”这一问题。以东盟的东亚来说，存在着客人与主人、大国与地区关系、区域合作从亚太到东亚的变化和经济与安全等问题。
关于东亚合作中的国别因素。该节讨论由商务部贸研院亚非所所长李光辉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魏红霞副研究员报告了论文《中美在东亚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她从合作是为了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中美两国在身份定位和对东亚战略方面进行了比较。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是定位于多边国际格局，改革开放后是东亚地区负责任的大国。但中国的身份定位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只是作为规则的参与者，而非规则的制定者；对大国责任没有从利益风险共担的角度有清晰的认识等。中国对东亚的战略较为模糊，直到2005年才明确支持东亚合作，但并没有自己的成熟战略。美国在二战前对东亚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日本参与东亚事务，“9.11”事件后借助反恐加强对东亚的参与。美国对于东亚合作持反对态度，强调在东亚开展多边合作，合作领域不仅限于经济，还包括政治、安全等。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双边是各自的核心利益，在多边上有一定的利益冲突。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喻常森副教授在论文《中国—日本—东盟三角关系结构变化与东亚一体化前景》中认为，由于东盟力量有限、中日两国不能完全互信，东亚难以走欧盟的一体化道路。中日东盟三角关系基于彼此关系紧密和主从性，可以区分为三人共处、浪漫三角、共同对付另一方和三人独处四种模式。当然，全球与地区格局的变化、国内政治、国际调节机制、外部力量的干预，以及突发事件等都会一定程度上制约中—日—东盟的三角关系。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文韬报告了《东盟的FTAAP战略构想》论文。全球金融危机后，东盟的相对实力下降，具体表现为：东盟经济增长源外部市场受损；绿色技术革命乏力；美国重返东亚；中国的崛起；东盟内部对抗。东盟在参与东亚合作上一直坚持大国平衡战略，寻求通过多成员、多层次的合作实现自身利益。并且，东盟把增强内部实力作为合作的目标，强调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因此，东盟参与FTAAP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如担心对大国的依赖，对东盟内部敏感产业的冲击，以及难以统一协调成员行动等。他认为，东盟短期内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FTAAP中，可能采取表面上响应倡议，但实际上拖延的策略。李光辉研究员在总结中，针对中国应对TPP谈了自己的观点。在现阶段，要高调推进“10+3”合作，夯实中国和东盟的合作（10+1）基础，从次区域合作上寻找深化中日韩合作的突破点。
关于东亚合作的具体合作领域。该节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高程副研究员主持。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全毅研究员报告的论文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贸易与投资效应》。东亚合作是市场促动型的一体化，是基于双边FTA的制度化和网络化的一体化。从动态收益上看，目前区域内贸易已超过50%，这一比例要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但低于欧盟的标准；内部投资增长迅猛，产业链贸易发展迅速。从东亚合作的自然演进属性上看，东亚不应盲目追求高层次的合作形式，要使合作程度同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沈阳理工大学徐春祥教授在论文《贸易一体化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认为，区域合作分同质模式的合作与异质模式的合作，东亚合作属于后者。东亚地区，各经济体无论在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制度，参与一体化的目的和路径等方面都呈现异质化特征。异质模式的合作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方式进行。通过对贸易一体化的实证研究，东亚异质模式合作呈现浅层次、由生产网络推动的贸易一体化阶段。山东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范振洪研究员在《后危机时期山东与韩国的金融合作》论文中，总结了山东与韩国合作所取得的基本成就，并就后危机时期的合作思路做了详细的论述。山东是率先同日韩展开合作的省份，今后的合作将步入转型合作的新阶段。一是要开展中韩自贸区先行区的合作，可以将环黄海地区作为实验的平台，为中韩自贸区的合作打下基础；二是建设国际通道合作，包括签署陆海汽车联运协议、海上火车轮渡合作、海底隧道合作和港口战略合作等；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大力支持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信息等先进制造业产业的合作；物流合作，开展海港空港合作，促进大型物流企业集团的合作等。
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对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区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副研究员和山东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范振洪研究员表示感谢，希望今后这样的研讨会能够继续开下去，打造成一个平台，能把全国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联系起来，形成对东亚合作的长期跟踪式的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