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推进国家服务业开放的“桥头堡”，北京市近日获国务院批复《支持北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2.0方案”）为探索推动新一阶段的制度型开放再担重任。

　　2.0方案更加注重探索推动制度型开放，推出170多项新的试点举措。其中，在海关监管、金融服务、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适应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需要，为业态创新和跨界融合提出近40项试点任务。

　　北京市副市长司马红11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方案明确“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深化综合示范区建设，更好发挥对全国服务业开放的引领作用”，为北京市下一阶段推进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

　　2.0方案也被视为继2020年北京市成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后，在示范区1.0方案基础上的迭代升级。三年多来，北京市聚焦科技、电信、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已实施120多项试点举措，对全国服务业开放的贡献日益显现。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认为，170余项新的试点举措，数量较之前有较大的增长，开放水平、创新力度也有较大提升。其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2.0方案支持深化示范区建设的重点任务和主要内容。

　　“服务业对外开放意味着要在法律制度上与国际法、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经贸行为准则相适应，这是确保投资双方乃至多方利益不受损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顺德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比如在跨国投资、并购等公司行为上，确保合规操作和投资主体利益合理分配，能够在吸引投资初期即释放较大诚意，继而吸引来自全球的投资意愿增长。

　　近年来，我国不断在投资领域和外资参与程度上深耕对外开放“土壤”，依托于巨大且前景光明的市场优势，中国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投资热土之一。但受时代和发展阶段不同等客观因素限制，现存相关法律制度和法规设置与国际规则难免存在壁垒，因此，屡被证实可发挥实际成效的先行先试“试验田”改革经验再次被搬出。

　　李顺德认为，在示范区内先行先试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和国际发展潮流的制度、规则，继而逐步上升为法律并加以推广，也是探路举国加速服务业开放的明智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2.0方案聚焦制度型开放，发挥示范区范围大、行业全、样本多的优势，分类梳理、有序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则，为我国积极推进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构建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提供支撑。

　　比如，2.0方案在优化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方面，对照CPTPP关于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内容，提出推动贸易单证电子化传输、便利部分再制造产品进口等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服务业吸收外资持续增加，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深挖制度型开放潜能，势必进一步激发对制造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能，推动对外贸易实现稳定健康长远发展。

　　可以说，我国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已然出现了从要素流动型转向制度型开放的端倪和需求。

　　在沈铭辉看来，近年来，外商投资政策进一步放宽，无论是负面清单限制条目持续减少，还是外资营商环境的优化，特别是今年10月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无不持续对外传递着中国加大开放力度的决心。

　　“毕竟，能从推动多边合作开放和服务贸易受益的，除了中国自身，也将惠及全球。”沈铭辉说，中国市场迸发的巨大消费需求，对国际产品和服务供给而言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一过程需要我们自身的服务业蓬勃发展，同时也应寄希望于不断开放服务业“窗口”，让国际服务供给对接国内需求。